本报记者 冯智军
由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与天津美术馆联合主办，天津美术馆承办的“含英咀华——当代中国美术史论名家文献墨迹展”近日在天津美术馆举办，展出了国内著名美术史论名家邵大箴、郎绍君、薛永年、刘曦林、陈绶祥、邓福星、陈传席、陈履生、李松、李一的书画作品100幅、文献资料200余件。策展人袁卫平在展览前言上写道：“他们是新中国美术的见证者，他们是新中国美术的记述者。他们也是新中国美术的研究者、批评者，甚至引导者。他们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新中国美术的成长与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同时，他们还是中国画、中国书法创作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他们站在史的高度，以丰厚的人文修养和各自独特的眼光，诠释对艺术的理解，他们的书画作品带给观者的，是完全不同的审美感受”。
8月20日，在“含英咀华——当代中国美术史论名家文献墨迹展研讨会”暨“中国美术与美术馆建设发展论坛”上，众位美术史论名家齐聚天津美术馆。谈起此次展览，不论是刘曦林所说“我们何功何德值得办这个事，无非是写了一点文字而已”，还是邓福星谦逊地自言“几本小书，几张涂鸦”，都让人深感他们为人与治学的态度。一直以来，人们了解美术史论家往往只是通过其著述，而他们多年来同样醉心于艺术创作的一面，却往往不为人知。那么美术史论家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又如何看待研究与创作的关系？国内外关于美术理论研究学者与创作的关系认知有何不同？
邵大箴：
秉持学习、研究、探索的态度
从事美术史与美术研究的进行美术实践是有必要的，当然有些学者不画画、不写字，也把美术研究做得很深，所以没必要强求一致，应该持比较包容的态度。
我们从事书法或者绘画创作，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因为我们进行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的研究，都涉及到美术原理或者美术技巧，这既包含着历史、思潮，也包含着具体细化的风格研究，如果缺少某一部分的训练，对有些问题就会造成不能有针对性的研究。所以我们是抱着参与的态度进行书法和绘画实践创作，另外也是为了自娱。
国外对美术史与美术研究的学者们与艺术实践的关系有两种态度。西方大多数国家认为美术史与美术研究的学者们不应该从事艺术实践，如美国、德国的学者就反对美术史研究者从事绘画实践。原因是从事美术史与美术批评的学者从事美术创作，容易偏向于自己所熟悉和习惯的风格与技法，而对其他风格技法的艺术创作持排斥态度。俄国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做些美术的创造实践是有利于美术史研究的。我基本上持后一种态度。
郎绍君：
研究者要重视鉴赏与技巧
做中国美术研究的人，特别是研究中国画和中国书法，有个先决的条件是你要懂，要能够理解、鉴赏。
实际上近百年来，由于一波又一波反传统的潮流，甚至包括很多学美术史的人、画画的人，都失去了鉴赏力，这使我们在中国画创作、研究、收藏，以及中国画拍卖等领域都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做美术史和美术研究的人画一点画，哪怕是业余、画得不好，也是有益的。中国的书法和绘画都是一种有高难度技巧的艺术，更不要说背后还有如此丰富的诗、书、画、印，以及中国的思想、哲学、宗教，作为一种背景和修养，画一点，得到一些体会，至少对我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我虽然是学绘画出身，后来转到理论研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看画的多少、研究工作的接触，不断地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所以我希望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学者能够重视对画的鉴赏，重视对技巧的了解。
薛永年：
艺术的各门类都想试一试
艺术还是有标准、有法度、有规律、有要求的。不一定是画画的人才懂画，欣赏的人也可以懂。我上大学时请教老师王迅先生：“怎么样的书法算好，是有力的好看还是流畅的好看？”他说，“光有力没有流畅不行，只有流畅没有力也不行，是不同分子的结合。”还结合宋代的书法包括苏东坡、黄庭坚等给我讲得很透彻。
但是自己的实践也是理解法度、进入法度，成为内行的一个途径。我一直在反思，我没有想做什么书画家、篆刻家，但是艺术的各门类都想试一试。所以国画也画，图章也刻，格律诗我也写，就是想弄懂每一种艺术最基本的要求，以便于我衡量别人的时候，自己有一个标准。
前辈都是告诉我们怎么钻研进去，而不是自己要成为“家”。所以不管是鉴赏家，还是研究学者的前辈老师，他们希望研究不只是在外面隔着靴子挠痒痒，更希望能够在靴子里面挠到痒痒，我也一直在努力，但是实际上挠到多少也不知道。
现在很多学院里研究美术理论的都叫人文学院，不叫艺术人文学院。这样容易强调人文的本质，而忽略艺术的规律。我想到我的学生，很多学生们论文写得很好，但是是从外部和别的行当讲艺术，而不是从美术讲美术，这就是美中不足。我希望今后年轻同行也有一些能够在艺术规律上多做贡献，既要有一种广义的角度，从美学、文化、社会去批评艺术，也需要从艺术规律方面来关注。
陈传席：
君子应不器
美国学者不主张美术学家画画，认为是不务正业。但中国是反对“专业”，孔子讲“君子不器”，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只干一件事情。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主张通识教育的，古人讲“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我有一个学生现在在日本的一家国立美术馆，告诉我日本现在受美国的影响，也反对美术史论家画画。我们可以适当地吸收美国的方法，但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的方法去做。
西方的美术史研究者写了很多著作，但是传文不传人，中国则是传人必传文。中国从古至今，真正的大画家、大理论家，如谢赫、董其昌、石涛都是书画、史论、鉴赏出身。黄宾虹在78岁之前主要是研究美术史，此外还有着广博的研究视角；傅抱石是学美术史的，在中央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美术史25年；潘天寿早年是讲中国绘画史的；齐白石早年也是很大精力上研究美术史。现在中国的画坛，动辄“大师”和“泰斗”，但能称为画家的都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