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

    鲁迅从青年时期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崭新的文化，认为社会、人生“根柢在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根本在改变国人孱弱的精神，立志从事“改良这人生”的文艺活动。怀抱“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的理想，为中国汉族文化做了三大工作。

    一是翻译。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做“盗火者”，实行“拿来主义”。他坚信“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他毕生翻译的文字，多达三百万字，与创作相等——还要加上他的《书信》及《日记》的文字。

    二是辑校古籍及石刻与收藏碑拓。这是他“几乎读过十三经”之外，从文物考古吸吮“固有之血脉”的另一条路径。

    三是文学创作及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

    综观鲁迅一生，凡所涉猎，都取得了卓异的成就。但自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引起评论界热烈关注，迄今近百年来，鲁迅研究却主要集中在第三项，即现代中国新文学包括杂文的创作。第一项即翻译次之，并以其“中间物”存在与“桥梁”作用，多有别议。对于第二项则极少，少得与鲁迅所下的功夫不成比例；而且很少为众多研究者所关心，读者则更加漠然，迹近于毫无印象的程度。这不仅对于认识鲁迅，研究鲁迅，接受鲁迅留下的文化资源，是一大缺陷，对于发展我国的金石学，也是一项损失。

    一九八六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合作编辑出版了《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前者六函四十九册；后者三函十八册，包括两汉至隋唐石刻拓本的手稿，共计七百九十多种，一千七百多页。而馆藏鲁迅购藏的石刻拓片散页，当时尚未整理。去年，鲁迅博物馆文物保管部初步整理出馆藏全部碑拓，总计多达六千余张。一是刻石，涵盖碑碣、汉画像、摩崖、造像、墓志、阙、经幢、买地券；二是吉金，涵盖钟鼎、铜镜、古钱；三是陶文，即古砖、瓦当、砚、印。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可见功夫之深。有的拓片上留有鲁迅批注。加强这一类研究，可以说刻不容缓，而且大有可为的。尤其是当年编辑出版《鲁迅藏南阳汉画像》的时候，到南阳考察，已经发现有的原刻石碑失传，却在东瀛一艺术馆展览。

    鲁迅收藏碑拓从辛亥革命后就开始了，这和他留日归国即开始辑校古籍几乎同步。而直到逝世，终身不辍。这样一以贯之，必然有他独特的认识与精神在吧？即并不完全像他对挚友许寿裳所说的“以代醇酒妇人者也”吧？参考他1931年对另一位挚友台静农所说：“兄蛰伏古城，情状自能推度，但我以为此亦不必侘傺，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可以想见他的思考之一斑吧？

    鲁迅不仅仅收藏，也开展研究。这种研究，可以分为考释，如：重订《寰宇贞石图》、《〈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会稽禹庙窆石考》、《〈□肱墓志〉考》、《〈徐法智墓志〉考》、《〈郑季宣残碑〉考》、《〈吕超墓志铭〉跋》、《吕超墓出土郑蔓镜考》、《汉画象考》（迄今未发表）；还有《自绘明器略图题识》以及《〈寰宇贞石图〉整理后记》、《〈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最后，是展览。这在厦门大学有过一回。鲁迅是一个不为收藏而收藏的人。即如他购藏的外国版画，都尽力开办展览，乃至自费出版，以嘉惠文学与艺术青年。

    鲁迅对自己的挑选、购藏碑拓是颇自信的。一九二九年回北平探望母亲时，在《两地书·一三五》中，难抑欣喜之情，告诉许广平：“五月卅一这一天，没有什么事，只在下午有三个日本人来看我所搜集的关于佛教石刻拓本，以为已经很多，力劝我作目录，这是并不难的，于学术上也许有点用处，然而我此刻也并无此意。”

    鲁迅也曾想出版他收藏的碑拓。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鲁迅在给台静农信中，说道：“我陆续曾收得汉石画象一箧，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厓；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后又欲选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为选集，但亦未实行。南阳画象如印行，似只可用选印法。瞿木夫之《武梁祠画象考》，有刘翰怡刻本，价钜而难得，然实不佳。瞿氏之文，其弊在欲夸博，滥引古书，使其文浩浩洋洋，而无裁择，结果为不得要领。”可见他的重视以及研究心得。

    强英良先生一九八五年与二三好友王国绶、张铁荣，仰慕李何林教授的人格、精神与学问，到鲁迅研究室进修。他即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发现被冷落的鲁迅购藏的大量碑拓，开始摸索研究。

    现在好了，强英良穷二十年的苦功，研究鲁迅这一收藏，按《鲁迅日记》记载的次序，逐一介绍鲁迅收藏拓片，抄写碑文，考订正误的成果，并对每张碑拓的年代、行数、字数，一一作了现阶段的新的研究，并对比鲁迅当年抄碑时的说明文字，订正旧时不准确的说法与记载，撰成《鲁迅藏碑拓研究》（即将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筚路褴褛，开拓之功，功不可没。而其中三组成果在《鲁迅研究月刊》上披露后，即得到相当的关注与好评。

    特别是英良全部录用了鲁迅写在藏品上的说明文字，既集中展现了鲁迅的研究成果，又作为他自己研究的重要资源，也为后来者减省了辑录的功夫。一举三得，考量周全。

    英良又不停留在鲁迅的藏品上，而是对每件藏品的历史状况、碑石藏地及存毁，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发现有的碑石已经毁失，而鲁迅的拓片尚存，这是多么细致的功夫，也足见鲁迅藏品的无量价值。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强英良先生是鲁迅的“乐之者”。他身处祖国西南边陲之一隅，不仅资料匮乏，学友远隔，生活也艰辛，每天八小时必须为赚得养家糊口的工薪而卖掉，只有业余时间埋头孤灯之下，孜孜不倦，二十年如一日，不是“乐之者”是做不到的。我敬佩这种精神，赞赏英良学兄的研究成果。如今学术著作出版艰难，他要我写几句话。其实，这样好的著述，何需别人的推荐呢。

    （作者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本文为强英良著《鲁迅藏碑拓研究》序言，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