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萱
人生欢言世变奇，对张彧来说原本不识愁的年龄又何尝能够体味这背后的辛酸。正值年少青春，一切令他风清日暖的遂意，可突如其来的命运之劫差点摧垮了他。
一个与生俱来就多愁善感的人，顷刻间指向他情感上的接受和理智上的承受，又是何等的重负，倘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那肯定更是脆弱。
在与病魔的窃窃私语中他消沉过，遣闷过，甚至绝望过。
长达八年左右的病旅岁月伴随张彧的是走南闯北的寻医问药。
他沉吟着！命运靠近的是恐惧，生命贴近的是希望。
拖着沉重的脚步走着，虽然缓慢，虽然艰辛，但他平淡而从容，乐观而豁达，丝毫没有一句抱怨。多少注目的纠结，多少心疼的助力，多少善良的希冀，终于凭借他坚韧的意志力摆脱了身体带给他生命最大的困惑和忧郁。
经历了一段风雨飘摇的叹息，感悟了一次次生命的诉求，深味了人生的艰难和心痛，手捧着从少年到如今，哪怕在病中都永远抹不掉的梦想和记忆。他持守着的是一颗赤子之心的恭敬。他以一个艺术家的纯粹和渴望，竭尽全力地势必要无愧于自己心中的表达，当他生机重现的一刻，那颗心所幻化的全然是诗心，再来伏案，留驻纸上的痕迹且是一片宁静，可谓脱却一般，令我感动。
磨难过后的张彧愈加显得平实而大气。沉浸在负重涉远的精神中，爱重着，性情中却感受不到任何宿命般的解释，他悄悄地，一声不吭把他的爱奉献给了他营造的风景里。
看张彧的画，只觉得轻松自然，偶尔的感伤不过是那颗悲心的颤动。轻柔下亦刚强，洒脱中不失淳厚，风烟草木，绿荫人家，云淡清空，天心白日或是林泉骚客，风霜话语都是无事中人。游离在他的画中，感受着他挥运的情景，在他良善干净的胸怀里，却不见一点疑虑和悲伤，是难如此还是果真如此？恐怕未必。想来这心造的情景无疑是人造。一旦定格其中，自会领略他的意味，假如依我的判断那绝然是某种沮丧和心痛下的无奈，才获得的一种人生感的自白，有如庄子的无奈，好比庄子的叹息。我不禁在想人生真是横竖各茫然，好歹皆困惑，只是无心顺有的超然而已，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才能活得明白，张彧当然明白，同样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不然又怎么会有这般悟会。
过去的历史里曾有两个大画家，占了宋朝的一头一尾，一个赵佶，一个法常，这二人的画就是看不见一点琐累，寻不到一点包袱，很简单，他们非庶人，又非平常人。至高无上的皇帝一切尽在囊中，遁守空门的和尚，制心都在一处，怎么可能不是独行其是的人呢！我与张彧并置，恐难恰当，或者根本牛马不相及，我意在于张彧的轻松绝非偶然：一则缘于他的经历，二则缘于他一物不知的超然，还有他早就和尘俗分钗断带的骨气。
他绝不会莫逆于心去承颜顺旨，为某个人，某种事来上一通口角春风，再就是他骨子里的那种在一般人看似已经不时髦的高贵。
他把自己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情境里，耐心地塑造着自己心象的世界，以摇曳情灵，得造物神理，由脱粘释缚使古雅可谓的一种诗心，他用心体验着、分辨着这本源的核心。在那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煽扬着自己的性情，灭裂着看不惯的丑恶。握本于心，他要做的是怎样能化气质之偏，养性情之正，这种态度一贯隐显在张彧的行事中和创作里。很显然，这当中隐蓄着一条清晰的线索，是文化精神而非技术的，否则他的画就不会那样丰富、轻松而有格调了。也就很容易陷入程式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套路，只见苍白，且不见韵味。所以不偏于一隅，或者热衷于表面，而自然而然地把捉，这当然关乎着张彧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态度，最终还是他自然和本色的素质。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既不装模作样的“深刻”，也不声嘶力竭的“先锋”，更看不见那假惺惺的所谓的“自我“，而执着主观情感或内在心里的表达。尤其重要的是他并非简单地乐于古人技术的模拟，他要求自己的是精神上的对应。比如他作品中那游动的墨象与果决的线条里的中和，率性中的笔转气灵与爽豁柔厚的情性之正，奔放与游戏下的节制，以及造境中着意的人物与简约细腻的分寸，还有那如梦如烟，来去无迹的境界，都呈现着他细致的心灵表述，才显得隽永而悠长。
其实这其中的修养与张彧遭逢的境域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他着意的错觉，也正在我的视域中看到了他此时此刻的心境与心态。作为一种生命的寄寓，他借古喻今，相反也就更容易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深刻反省。
至于笔墨能力，书法功底于张彧来说不待多言，他的人物、山水、书法、篆刻无一不能，无一不精。伏案一挥洞悉之人自有定妥。
即再说笔墨一语，张彧始终没有弃置中国古典主义精神的滋养，他一方面不排斥笔墨择取旧有的语言秩序；一方面又汲取异质文化的共性，尽可能达到他的理想，那就是心与意的恰当。
我想说的是，张彧的作品之所以不肤浅，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情绪与那类贪花无限的人去比美，他也没有指望非要超群拔类，他平淡地向往着自己的世界，自由自在，心长望古地眷恋着他的风景，滋韵他才情与生命的也就是否定或者肯定，怀疑或者追问。他不懈地追求，就是从获得生命的归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