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山东记者 宁昊然

    初见吕品昌教授的名字，印象深刻。查阅他的资料得知，他和他的兄弟吕品田、吕品晶在中国美术界是响当当的“三吕”。借着“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初选评审的间隙，记者采访了著名雕塑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吕品昌教授。

    童年的启蒙教育

    一家三兄弟，皆在中国美术界有着不凡的艺术成就，无不和他们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吕品昌出生于江西上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因为家庭原因，他从小便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吕品昌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文革”期间这个家庭受到冲击。他在孩童时期对美术懵懂的热爱，完全源自于父母亲的培养。“我父母亲希望孩子们能掌握一技之长，学一门谋生的手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兄弟三人都受到了来自父亲的绘画启蒙教育。我的父亲是名地理教师，但是他热爱艺术。”

    吕品昌记得，在故乡上饶，学画画也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上饶市文化馆是他和很多孩子一块学习画画的地方，当时一起学画的孩子中走出来不少优秀艺术家。吕品昌的哥哥吕品田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弟弟吕品晶为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吕氏三兄弟享誉中国美术界。一个地级市的文化馆能培养出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吕品昌认为这并不是巧合。“‘文革’期间，很多地方学校都不怎么上课，更别说文化馆。但是当时上饶市文化馆恰好有一批具备专业素养，同时又有责任心的教员，他们很认真地给孩子们上课，教习美术。所以‘文革’结束后好多人脱颖而出考上大学，逐步成长为具有成就的艺术家。”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作为高一学生参加高考。那年还不满16岁的他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几乎是1978级年龄最小的大一新生。他报考的是美术专业，但是入学之后被分到雕塑专业。对吕品昌而言，走上雕塑的道路并非必然。“因为从小学画画，一开始被分到雕塑专业其实是不怎么乐意的。但是学着学着就产生了兴趣，慢慢就爱上了这门和泥土对话的艺术。”

    吕品昌称，那时的景德镇陶瓷学院也是“文革”后刚刚开门办学，百废待兴。幸运的是学校来了很多科班出身的老师，有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院、广州美院等院校的高材生。“老师们按照正规美术学院的教育体系训练我们，短短四年掌握的基础非常扎实。”吕品昌自认为自己属于“幸运儿”，从小到大都遇到好老师。

    他回忆，那时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处于半工半读状态，上午上课，下午干些铺路、整理校园之类的活儿。晚上并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只有点着蜡烛画画。就是这种艰苦条件，塑造了一代人。

    中西文化的双重滋养

    少年时期，一直和画笔打交道，吕品昌熟悉了绘画的思维方式。他对记者说，大学之前并没正经接触过雕塑。学习这个专业后才知道雕塑跟画画是不同的，一个是三维一个是二维。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从二维转到三维的思维方式。在景德镇陶瓷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他慢慢地掌握了空间、造型的技法。

    景德镇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文化古镇，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上千年陶瓷历史。吕品昌的母校景德镇陶瓷学院依附在瓷区，学校的教育自然也受到当地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老师多来自于专业美术院校，完全按照美院的教育体系训练学生，这使得学生具备了更开阔的视野。“因为老师的教育体系，使我所接受的教育不仅仅局限于景德镇传统的陶瓷、雕塑艺术。但是无形中，古镇的人文底蕴又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从事的艺术。”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不断有新思想、新观念进入。吕品昌笑称自己当时也是个“愤青”，迷恋西方文化。“我在86年以前在做一种探索，意图打破中国传统，从传统中走出来。希望在景德镇这种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地方，通过我的探索和努力，引起人们的对我作品的关注。”就这样，吕品昌当时的创作从方法到主题与景德镇的传统格格不入。“当地人会把我的创作当成一种不入流的东西看待。我的艺术变革在景德镇没人看好，但是在景德镇之外受到重视，可谓墙里开花墙外香。”

    后来回头反思，吕品昌认为那一段时期的作品是草率的、粗糙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冷静思考自己的艺术存在的问题。他跑遍了中国，参观各地博物馆、石窟，回来之后就转变了思路，回归到传统文化里寻找素材和技法。可他并不认为上世纪80年代那段时期走了弯路，正是有那一段时期的思考，才有了后来的创作状态。

    由于出色的专业水平，21岁的吕品昌留校任教。1981年，毕业前夕他被送到中国美院学习一年。他认为这一年的学习使他对学院派的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反思。“为什么几千年来中

    传统的雕塑教育传承不下来，而要沿用西方雕塑教育体系？我想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吕品昌说。

    吕品昌说，中国当下的美术教育，包括雕塑教学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体系。“文革”后，美术院校的教学都是学习西方的模式。源自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美术大师从法国带回来的体系，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模式又被引进到中国。所以中国美术院校雕塑教学基本上是法国和前苏联的体系。

    另一方面，一直至今，中央美院等高校一直尝试把中国传统雕塑融进教学体系，但是困难重重。吕品昌称，“中国雕塑教育是传统的以师带徒的作坊式教育，而西方的教育体系是很理性的、有体系的教育。中国的体系很难进入大课堂，中国很多美术学院很早就希望中国的雕塑教育能和西方教育并行接轨，但是往往都以失败告终。艺术的传承没有经过理论梳理，很难进入课堂。当下有很多美术院校的老师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吕品昌介绍，中央美院也在尝试中西融合的教育方式。“例如央美从2007年开始做中国本土雕塑教育的尝试的课题研究。经过几年的实践，现在也已推广。”

    与众不同的创作技法

    欣赏吕品昌的代表作，如《母与子》等，会发现他的作品不同于具象的雕塑作品，而是具有一定的艺术夸张感。他手中的孩童多具有夸张、抽象的外形。

    吕品昌说，他的作品多是在中国传统文脉之上进行的艺术探索。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他就尝试着使雕塑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90年代我跑遍中国很多地方参观考察，尤其对石窟艺术感到震撼。这些佛像历经几千年的冲刷，虽外表斑驳，但内在精神永存。我就思考着通过抽象的表现形式来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吕品昌的作品大致有三个系列，中国写意系列、阿福系列和历史景观系列。三个系列以不同的面貌构成吕品昌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艺术探求。“我的创作方式和东方文化密切相关，强调了一种写意精神。我创作之前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而是在和泥土的逐步‘对话’和摔打中形成的意向，泥土成型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形象像什么，有可能像个放牛娃或者其他，然后再衍变成一个具体的形象。这些形象都不是具象的，而是写意的。”

    “材料”是在和吕品昌的对话中他时常谈起的一个词。“阿福系列的形象是很东方的，像是中国年画里的胖娃娃，是写意类的作品。阿福就是受到民族泥塑的影响，包括无锡泥人。其实这顺应了我对材料的认识。我做雕塑喜欢把泥片卷起来，通过力量从内部扩张，做成一个胖胖的、饱满的、有扩张感的形象。其实是从材料的技法中延伸出来的表现形式。”

    吕品昌的作品大多材料感比较强。创作从材料出发，强调材料语言。技法和形式都是从材料出发的，很多雕塑家都是先绘图、再创作、然后再翻模具。“我在做雕塑之前不知道要做什么，尤其像中国写意系列，只是一堆泥土在那儿，我不断地拍打，踩它，它的形状发生变化。我再为它找一个存在的理由，依据形状稍加修饰。这个是受到霍去病墓石雕的影响，那里的石马、卧象就有些写意主义的手法。不改变石头的形状，而是自然地雕饰。例如我去国外做一件作品，别人问我做什么。我说不知道，就等着吧。往往这一件作品出来的时候，大家会很兴奋。人们习惯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和期待。”

    雕塑艺术融入血脉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建设速度加快，随之兴起的还有城市雕塑发展。近乎在每一个城市都有标志性的公共雕塑。虽然城市公共雕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吕品昌认为这里边真正好的作品并不多。“优秀的城市公共雕塑并不可能在短期内批量产生，这需要积累，需要推敲。某个环境里应该配什么样的雕塑，是需要经过考察的。有些为了政绩、急功近利存在的城市雕塑自然不成功，经不起推敲。相对照的，西方很多城市，一些城市雕塑有着上百年的历史，甚至雕塑家都无事可做。而我国现今存在的问题是不符合雕塑的发展规律的。”

    怎样判断一件公共雕塑作品成功与否？吕品昌认为，百姓是具有这样的智慧的，一件城市雕塑作品好坏百姓一目了然。雕塑家的公共雕塑作品既要从专业出发，又得符合大众审美。他在故乡上饶的雕塑作品“三清映月”现今已成为上饶市地标性建筑。这件雕塑以中国画、浮雕和剪影等艺术形式，将月亮和三清山融为一体，颇具美感。“三清映月”于2012年获“江西省十佳建筑”。

    雕塑是否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吕品昌认为，对百姓来说，广义的雕塑在生活中到处都有，包括城市公共空间雕塑。雕塑走向空间是个大趋势，在美化人的生活环境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今后的公共文化建设中，雕塑将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专业角度讲，雕塑收藏市场一直萎靡，不像国画、油画等画种那样火热。“雕塑是艺术界的重工业，投入的最多，回报率特别低。一件作品花费很多，但是卖不了多少钱。这跟雕塑工艺有关系，国画、油画有唯一性，而雕塑品可以复制，这是不受收藏家控制的。所以很多收藏家不敢介入雕塑。有些雕塑家会控制自己的作品产量，可是有些艺术家不受道德约束，卖的好他就会复制好多件。”吕品昌这样解释雕塑收藏市场面临的问题。

    雕塑艺术相对小众，不像国画、油画能给艺术家带来巨大的名望。雕塑对于他意味着什么？吕品昌笑笑说，三十年来，雕塑已经融入血脉。雕塑是日思夜想，为之苦恼、为之快乐的事情，早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