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孟 娟 陈丽媛

    他曾经是“全盘西化”的先锋，随后又是回归传统的楷模；他是公认的20世纪“现代水墨画”先驱，其革新的艺术理论与不断寻求突破的创作，于近数十年在台湾引发热烈的讨论，亦对两岸三地的艺术家带来深远影响；他是一个“传教士”，现代水墨是他的信仰，建立一个既富民族精神又有时代意义的现代水墨画传统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他说自己是个北方人，却在南方成长，是个东方人，却在西方成名。这样一位“东西南北人”，怀着强烈的爱国爱土之心，于2012年12月3日与山东博物馆签订协议，向山东博物馆捐赠百幅书画作品,并在博物馆建立“刘国松现代水墨艺术馆”。4月26日,该艺术馆作为“山东名人馆”的一部分正式开馆。观众可藉由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一窥他独特多元的风格，以及他致力开拓与发扬水墨实验的丰硕成果及贡献。

    少年见志

    刘国松于1932年生于安徽，祖籍山东青州。其父刘仲起早年参加北伐军，1938年牺牲于武汉保卫战。此后他与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先后流徙于湖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西等地。回想起早年的流亡岁月，刘国松说道：“就是这种生活把我锻炼成一个不怕困苦的坚强个性；也许就是因为这样，让我觉得世上没有什么可怕而大不了的事情。”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国松随母亲迁居武昌，就读于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他往返于学校的路上有两家裱画店，他经常放学后到店内流连。其中一家裱画店的老板见他如此对绘画如此感兴趣，便热心地向他示范国画的基本技法，并提供旧笔剩纸让他练习。“可以说，这位好心肠的裱画师是我绘画的启蒙老师。”刘国松说。

    此后，刘国松整天浸淫在画纸堆中，还把习作拿去让裱画店老板指点。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家里经济拮据，母亲希望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去当学徒。生性好学的他，怎肯轻易放弃学业及当画家的梦想。“我觉得有些事情是注定的，那个时候我很喜欢打篮球，每天都会经过一个报栏，平时我都不看的，但是那一天我偶然发现报纸上登载了南京遗族学校招收公费生的消息，第二天我就跑到湖北省教育厅去报名。”但是刘国松的抚恤证是山东的，按规定不能在湖北报考，他就亲自给南京遗族学校写了一封信求助。不久之后，刘国松就收到了校方回信，同意他到南京投考。

    刘国松揣着母亲凑了所有钱买的一张单程票，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踏上了从武汉到南京的列车。”所幸，他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初三下学期就读。刘国松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在课业上更加勤奋用功，其美术成绩则是校中翘楚，被师长、同学们称为“小画家”。也就在这时，刘国松下定决心，未来定要在绘画上出人头地。

    “浪子回头”

    1949年，刘国松随南京遗族学校来到台湾，就读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更名台湾省立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读。1951年，刘国松读完高二后，以同等学历考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美术系，正式走上艺术道路。“那是个中西文化交流非常频繁的时代。要想表现时代精神，我认为中西合璧是必然，所以我就跟着西方大师的脚步，从印象派一直追到抽象表现派。我当时置身于那个文化潮流里，摸索、努力，唯愿找到人生的真谛。”

    回顾当代西方艺术的发展，各种前卫画会组织的出现，无疑发挥了振衰起弊的作用。有感于台湾艺术界的死气沉沉，1956年秋天，刘国松联合同学创立了台湾历史上著名的“五月画会”，并且商定于每年五月举办一次展览。“五月画会”的定名，取意自巴黎的“五月沙龙”，可见当时刘国松等人对西方艺术的向往。

    1959年，刘国松经台湾画家廖继春推荐，到台南成功大学建筑系担任台湾画家郭柏川的助教。这份远离台北的新工作，让他有机会沉潜下来，重新审视其艺术创作所面对的问题。他回忆道：“我离开了台北的热闹圈子而南下到成功大学任助教的时候，那里的宁静与孤独，给了我一个沉思静想的大好机会，我渐渐觉得民族风格的重要，任何一位有创造性的画家都离不开他自己的传统，也无须特别排斥。” 

    经过深刻的自我反省，刘国松于20世纪50年代末放弃了全盘西化的艺术取向，做出回归传统的抉择。他在《中国现代画的基本精神》一文中有感而发：“近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出‘温故知新’的道理来。丢弃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旧经验，只靠本身的一点体力在太空拳打脚踢，看起来，前面是“无古人”，后面是“无来者”，但拳脚所踢打者是虚空一片，有何意义呢？”

    但是，回归传统的刘国松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走文人画的老路子，而是开创出一条中国现代水墨的新路。

    锐意求新

    为了打破传统笔墨的狭隘思想，刘国松首先提出了“笔即是点与线，墨即是色与面”以及“皴就是肌理”等概念，后又提出“革中锋的命”、“革笔的命”等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口号 。在他看来，笔虽然是一种很好的绘画工具，但它所能绘出的点、线、面已经被两千年来的中国画家做到了极致，而所能做到的肌理实在很有限。若以现代水墨画的种种创新技巧为之，则能达到更为丰富多彩的画面效果。

    为了试验各种绘画材料的不同表现效果，他跑遍了台北的纸行，找寻各样的画纸来创作。经过1961年至1962年两年的阵痛实验期，1963年的某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张反置于桌上的画作，这幅画作使用的是一种拿来糊灯笼的云龙纸，由于纸内含有大量纸筋，因此从画的背面看去，斑驳的墨迹中隐隐浮现无数游丝状的白色纹路。刘国松觉得此一偶得的画面效果，既有自然的趣味又富于变化，可以用来丰富其作品的肌理与质感。当加墨染色后若把纸筋抽掉，就会产生类似传统书法笔触中的飞白线条。这成了他日后作画的主要材料，这种纸也被同行称为“刘国松纸”。

    刘国松所研制的特殊画纸，不但让中国的传统绘画材料焕发新机，也正式开启了他水墨现代化之路。他于1963年完成的作品《升向白茫茫的未知》，就是运用“刘国松纸”以及“抽筋剥皮皴”，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绘画风格。“我在画这幅画的时候还是用笔，不过跟传统的用笔方法就不一样了，传统用笔方法笔杆要直，且一定要用中锋，而我用起来比较随便。”

    “为什么国画一定要用中锋？为什么国画一定要用笔呢？如果能用别的方法画出笔画不出的线条，那不是很好吗？”刘国松说，自己在提出“革中锋的命”、“革笔的命”这些观点前对中国画的笔墨做了大量研究。“古人也有用弹粉、吹云、指头甚至棉花、树枝等来做画的。”

    事实上，刘国松的真实想法是把中国绘画的领域拓宽，而不是为了否定传统。“我不过是为了让传统的国画家更好地了解笔墨，把他们从文人封建思想的笔墨中解放出来罢了。”刘国松表示。

    现代画家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刘国松虽然一直强调纯粹的抽象绘画，但他的作品往往给人以山水画的感觉。根据他自己的解释，这与他喜欢旅行、热爱自然的个性有关。

    1969年，美国航天员登陆月球，改变了传统的宇宙视野，也深深地感动了刘国松。在短短的4年间，他创作了300多幅气势磅礴的“太空画”，开拓了中国水墨画创作前所未有的宏大景观。刘国松把第一张作品《地球何许？》寄到美国参加“主流69”国际美展，旋即获得绘画首奖的荣誉，并被评论家称为“最敏感的现代画家”。

    2000年，趁着去西藏讲学的机会，刘国松前往珠穆朗玛峰观赏雪山美景。“临上去时，大家都告诫我山上气压过低，最多只能待半小时。但是当我爬上山看见雪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美景时，就忘了时间，３个半小时才下来！”离藏后，他的左耳就失聪了。刘国松却乐道：“我觉得上苍对我不薄，让我看到那么美好的景色，还给我留了一只耳朵。”冰雪连天的绝色风光，激发他的创作灵感。接下来的十几年间，他创作了上百幅“西藏组曲”系列画作。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致使覆盖在珠峰表层的大量冰川融化，这让登山者很难使用钉鞋固定在冰层上，登顶珠峰的难度与日俱增。刘国松曾在不同的场合提倡“低碳”生活，他感慨道：“中国人一直把自然跟人看成是一体的，讲求‘天人合一’，但是试问再过50年，我们还能看到这么好的雪景吗？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通过水墨雪景来想象冰雪的魅力。”

    黄苗子说：刘国松的绘画“冷和暖、动和静、传统和创新、现实和超现实、幻和真的对立统一，处理得如此和谐，叫人只能想到梦，但不是古人和外国人，是一个现代中国人的梦” 。

    1983年春节期间，刘国松应邀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其在大陆的首次个展。展出期间，他主动要求主办画展的单位为他安排公开的讲座，介绍20世纪的西方艺术、台湾现代水墨艺术和现代水墨新技法。他为演讲准备了100余张幻灯片，采用两个幻灯机对照的方式，一边介绍新的水墨技法，一边展示用新技法画出来的画。这些展览及相关活动，带给大陆艺坛极大冲击，激发了大批艺术家创造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对传统笔墨观念的解放。

    有些艺术家拥有个人独创的特殊技法，既受肯定，难免以藏诸名山的心情，化为“秘技”，以免为他人学去，而刘国松对他炼丹一般“炼”出来的新技法却不藏私。为什么？他说：“大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画家之多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是我宣扬中国画现代化对象最多的地方。这些技法只是技术，知道的人愈多，中国水墨的创作就会有更多作品出现。”

    刘国松的太太黎模华曾经戏言，刘国松就是个“传教士”，他的信仰就是现代水墨画。刘国松则说：“为了理想和信仰，一个传教士是不计任何代价的。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建立现代水墨画传统，但是光凭我一个人建立不起来，我们要形成大流，才能和文人画的巨大传统抗衡。”他要成就的不是个人功名，而是中国现代水墨的盛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已届杖朝之年，且在两岸艺坛早就立下无法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刘国松本着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历史责任与文化使命，苦心孤诣地推动中国现代水墨发展的同时，仍不懈地在艺术道路上上下求索，以期个人的绘画创作能不断出新并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