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捷（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从目前来看，民营美术馆无论是其发展的历史，还是目前的运行模式，都是中国艺术领域的新生事物，这也就意味着民营美术馆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困难都缺少成功的经验借鉴和有效的解决方案。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渡难关，这也是举办首届民营美术馆发展论坛的意义之一。

    杨凯（99艺术网董事长兼CEO）：

    民营美术馆已无可厚非地成为城市生活和文化艺术交流的新兴阵地。作为中国美术馆的未来力量，中国民营美术馆以初生的勇气挑战着以往的标准和价值观，同时也给原有的美术馆体系带来新鲜的血液，当然，其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挑战和机遇。

    钱林祥（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作为年轻的文化机构，民营美术馆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性和机制性的保障，也需要加强自身的专业建设，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

    施大畏（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华艺术宫馆长）：

    在社会环境方面，民营美术馆往往更多地专注于当代艺术样式，有时也会采用商业运营这种自我营销的模式，而目前国内公众的艺术消费尚未形成气候，前卫艺术有时也难以被公众所普遍接受。所以民营美术馆的孕育成长需要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各方力量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环境。

    托马斯·韦塞尔（德国资深美术馆业战略专家）：

    欧洲的民营美术馆管理体系较为成熟。民营美术馆对于自身运营，尤其是财务状况方面的管理较为严格，以保持自身的财务优势。基于这些优势，民营美术馆能够推出一些比较优秀的、主题突出的展览项目，让人们可以很好地欣赏当代艺术。所以民营美术馆是公民精神的象征，能够在本地，包括在全球层面提高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度。

    李峰（民生现代美术馆执行馆长）：

    民营美术馆扮演着一个共生的、健康的角色，而不仅仅是国有美术馆的附属品、补充品。民营美术馆和国有美术馆共同肩负着建设我们这个文化大国的责任和重担。

    吕澎（成都当代艺术美术馆馆长）：

    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建立了美术馆，开馆做了展览，然后很快就消失了，很快水平就下降了，很快资金就没有了。这样的情况如果持续下去，显然会大大挫败我们支持文化艺术的积极性。

    龚彦（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一个美术馆，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对艺术价值的判断、推广和教育。其实美术馆并不应该一味地考虑要怎么样去吸引观众，而更应该考虑怎么能使作品给艺术家更广阔的舞台，让他们的作品能有针对性地吸引观众。

    托马斯·克伦斯（德国资深美术馆业战略专家）：

    时间、艺术、金钱是发展民营美术馆的三大成功要素。

    菲利普·多德（英国当代艺术中心前总监）：

    我年轻的儿子之前从来不去美术馆，但经常玩手机。所以我们对于手机平台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可以尝试把手机平台做成展览空间的一部分。

    薛梅（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CEO）：

    尤伦斯为什么称自己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它不光是一个美术馆，它使得更多的观众能够走进美术馆，能够理解美术馆的内容，所以必须要有这种文化教育的项目在里面。

    王纯杰（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执行馆长）：

    开一个美术馆比较容易，但是要营运一个美术馆非常难，要运作一个民营美术馆可能更难。因为运作模式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技术的操作问题，因为我们需要有新的思路，要有创意，要发展一个适合自身的营运模式。

    皮力（香港M+美术馆高级策划人）：

    我们需要依托论坛，依托专业的博物馆顾问公司，对我们的财务架构做一些长远性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私有财产的划分界限不清晰的环境下，美术馆的财务架构、藏品是放国内还是放香港，基金会的资金充足性都需要仔细考量。

    王薇（龙美术馆馆长）：

    如何建立适应时代和当前社会需求的可持续发展的民营美术馆，成为我们迫切要思考和解决的根本问题。一个民营美术馆最核心的发展动力究竟源自哪里？源于美术馆秉持着收藏理念和文化意识。

    李旭（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在讨论社会责任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传承和推广的问题。无论是展览、陈列、收藏，美术馆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视觉艺术文化遗产的整理、梳理，最后让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传于后世，推广教育。美术馆一定要与公众发生互动，民营美术馆也不再是一个私人收藏的把玩，进入公众领域以后，一定会面对很多社会责任。

    陆寻（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创始人）：

    发展到今天，我觉得，如果我们再去做一个新的美术馆，我们非常需要去考虑这个美术馆呈现出来的性格是什么。我认为第三代美术馆应该是对作品极其尊重，通过建筑以及其他不同的方式，给艺术一个特定的场域。

    （本版撰文 边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