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英

    最近，几位“文革”参与者相继在媒体公开认错，向当年的受害人道歉并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一种具有正能量的社会现象。因为，没有人或政府强迫他们这样做，几十年前的“全民运动”已然无法追究，这纯属拿自己开刀。我以为，敢于忏悔个人在特定时期的过错甚或罪行，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尚未泯灭的良知和担当的勇气，体现着人性的善良。

    前不久，我们有幸与四十多年未曾谋面的中学老师相聚，蹊跷的是，有几位同学未能到场，何故？有人道出其中奥秘：当年他们批斗过老师（间有羞辱和殴打），这种场合不便露面。人总要有些廉耻，我想，几位或有忏悔之意，只是不知该如何表示。

    十几年前，我曾采访过百多位同龄人，在谈到这一历史时段的经历时，虽然各自命运大有差异，但不论官民工商、富贵贫贱，结论却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否认有过声名狼藉的日子，否认蹉跎了岁月。面对这样的结果，我很茫然，那段痛苦的岁月历经数十年沉淀，真相越来越清晰，当初的盲从者，难道永远定格于盲从的状态吗？

    吹嘘劳苦，夸大荣耀；隐瞒劣迹，删除罪孽，此类选择性记忆大行其道，文过饰非渐成潮流。偶有不识时务者，一不留神便碰得灰头土脸。有位知青出身的编辑家，在某次老三届聚会上发出忏悔倡议，当即被与会者轰下台去，尴尬窘困之态可以想见。在这里，忏悔与否已经溢出了学术范畴，甚至被剥夺了话语权，他们的词典里没有忏悔，很多人将其视为打造历史业绩的潜在威胁。于是，很自然地联想到文学创作，当代文学鲜有深刻忏悔意识的作品，当代文学形象的人物画廊中，也尚未出现忏悔意义的角色。这是怎样一种诡异的悖论？当忏悔者屡屡于现实生活中亮相，而以虚构为强项的文学创作，其反应竟然如此迟滞、短路。我们的书库里没有《复活》、《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这样叩问心灵的作品，就这一点而言，现实生活中的人走在了文学形象的前面；换句话说，这些走在文学形象前面的人，尽管不是作家，其思考的深度，已经超越了某些文学从业者。

    上世纪末，老作家韦君宜颇有些尖锐地指出：“他们（指知青作家）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见《黄河》一九九八年第三期《思痛录》）

    如果把这个现象置于较为宽容的语境中，那么，作家作品的多元化选择，也是正常的状态，毕竟，文学创作是非常私人化的活动，你不能横加干涉，强迫作家去忏悔。或曰：比之警匪武侠戏说言情穿越诸般戏码，忏悔多少钱一斤？如此设问并非全无道理，作家也要看市场，也要挣银子，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当大家一窝蜂地淘金，当思考人生也成了调侃的对象，本来就稀缺的忏悔意识将愈加稀缺，多元化势必又退回到一元化。此情此景，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文学生态。

    我们向来缺乏忏悔意识，自己做错了事，总会找到理由，反正天塌下来先砸大个。我们也总在指责他人，审判他人，如耳熟能详的“×××你为什么不忏悔”之类，却极少扪心自问，我为什么不忏悔？其实，想要忏悔不容易，忏悔既是非外力的自觉行为，也是一种“自寻烦恼”的价值取向。何况，忏悔不仅仅是态度、立场，还需要感悟和思考，需要能力。所以，便很欣赏雅斯贝尔斯的话：“我是有罪的，因为当罪恶发生时，我在场，并且我活着。”这也是忏悔，博大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