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中枢
12月6日本应该是侯仁之先生102周岁华诞，然而，42天前，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侯先生的学术成就和道德风范有目共睹，不须赘述。我作为侯先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30年来，工作、学习与生活深受侯先生的指导与帮助，对许多往事记忆犹新。
初识
1978年2月，恢复高考后第一届七七级大学生入学，学校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为开阔师生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也邀请外校专家来讲学。记得当时来讲学的专家有气候学家丘宝剑、地理学家吴传钧等。侯先生也应邀而来。在座无虚席的师大办公楼礼堂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侯先生，他讲的题目是《北京历史地理》。侯先生手执教鞭，指着挂在黑板上的一幅北京地图，从中国都城由西安到北京的演变过程讲到北京成为首都的地理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听讲，于我而言意义非同寻常，它激发了我对历史地理的兴趣，并让我知道了有历史地理这个专业以及在其中深造的可能性。我想试着考一下北京大学的历史地理专业。然而，中学时代正好是十年动乱，学校没有开设历史和地理课程，以至于我对它们几乎一无所知。于是，我冒昧地给侯先生写了一封信，期望得到一些指点。没想到不久就收到了复信。因为侯先生正在国外讲学，复信为侯先生的弟子尹钧科代写。信中给我介绍了历史地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指定了侯先生著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等参考书，并鼓励我报考。
这封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信心。随后，我相继借到了这两本书。它们帮助我完成了读研究生的心愿。
1982年2月，我到北京大学报到，见到了同门的其他三位师兄。我们分别来自山东、北京、陕西。在我们专业考试的试卷中，有一道题是“在下面的古文中，任选一段翻译成现代汉语并做解释”，所选的古文主要来自《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我记得一段是山东的“泗水”，一段为北京的“灅水”，另一段是陕西的“渭水”。从考题可以看出导师的细心和关照。
2月19日，侯先生在蔚秀园给我们安排课程，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专业，便将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补修课，每个人的课程稍有差别。课程安排好之后，先生送给我们每人一本新版的《步芳集》。我有这本书，便随口说我还没有《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该书当时尚未再版，先生手头也没有。没想到几天后，先生就送给我一本精装本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侯先生讲课特别吸引人。他三节课连讲，且一直站着，还不给人丝毫疲倦的感觉。记得3月5日上午，我们后两节在哲学楼上课，这天有大风，天气很冷，侯先生满头大汗推门进来，第一句话是“抱歉，我迟到了”，实际上课铃响不到两分钟。侯先生是跑步进教室的，当时先生已是70多岁高龄。这个镜头始终让我难以忘怀。
再入侯门
1989年，我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五年后，决定报考侯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89年5月24日，我在北大老地学楼面试。侯先生为面试老师。
先是英语面试，侯先生问我对当时的学生运动怎么看，我作了回答。然后我反过来问侯先生“您对‘五四’运动怎么看”。侯先生说，1919年他只有8岁，他只能记得在街上看到了学生游行；1935年，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来被日本人抓捕坐牢。其实我本意是想问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问题，但由于太紧张，问题张口而出。让当时仅8岁的人回答对“五四”运动的看法，这是一个十分不当的问题。侯先生非但没有责怪我，反而温和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接下来是中文问题。博士生专业笔试题的出题和改卷都由侯先生亲自完成。面试中有一个问题在笔试中出现过：“为什么中国的沿革地理学能如此发达？”我在回答问题时，一个关键词没有想起来，还是侯先生给了我提示。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科学的地理学出现在西方？”我回答“西方不存在统一帝国，所以对沿革方面的地理知识需求并不迫切”。侯先生指出，关键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资本原始积累和掠夺世界市场的需要。在面试时，侯先生给我补了笔试中的缺课。
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我更加感到了侯先生亲切随和的一面。
承德、承德
侯先生1975年就参加了承德的城市规划工作，并在承德多处讲解《承德城市的特点及其改造》，他当时就提出“承德应成为社会主义的游览城市”。1990年，侯先生80岁大寿，当年有三件事情与承德有关。
第一件是侯先生带领北大地理系师生去承德考察实习。7月8日，我们坐火车到承德，下午入住承德离宫宾馆。侯先生在车上一直修改论文。我与侯先生同住，以便照顾他的起居。侯先生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一般晚上9点后就休息了。那天侯先生洗漱完毕，给我放好洗澡水后（因为晚上10：00后停热水），自己才去休息。我6点钟起床，侯先生已经在工作了。上午，他带领我们爬上避暑山庄内的南山积雪和北枕双峰，下山后，又考察了离宫旧的坝址和地形地貌，一上午下来，不少同行的老师觉得累，而侯先生依然精神很好。下午北大师生考察了外八庙。
第二件事是承德市要成立承德避暑山庄保护基金会，邀请侯先生到承德参会，因与别的事情冲突，侯先生便与承德方商量，由我代他去参加会议。侯先生在邀请函上还写了一段话，讲明事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承德申报世界遗产的议题，1994年底，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三件事是侯先生招收了一位美国留学生傅雷（Foret），并让我10月份陪傅雷去承德围场考察。10月4日，我与傅雷乘坐火车去承德。然而，到承德火车站之后，没有联系到来接应的人。由于当时公用电话不多，找不到打长途的地方，也无法给侯先生汇报。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了时任承德市文物局局长付清远的办公室。他说，昨天接了我们2次，都没有接到，便给侯先生打了电话。侯先生非常着急。我们马上在付局长的办公室往侯先生家里打电话，侯先生的夫人张先生接听了电话，她说侯先生7：30离家出去开会了，一直在记挂我们的安全，并向傅雷转达了侯先生的问候。侯先生对学生的关爱之情可见一斑。
榆林城考察以及《北京历史地图集》
1964年夏天，侯先生赴毛乌素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其中考察了榆林城和统万城，提出“榆林城是三拓而不是三迁”的学术观点。陪同侯先生考察的有当时榆林专区治沙造林局工程师赵长庚。44年后的2008年，我承担了《榆林城墙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在给地方汇报时，碰到了榆林市政协副主席赵建国先生。谈及侯仁之先生，赵建国说，1964年夏天的暑假，他陪父亲赵长庚和侯先生参加了那次考察，期间发生的有趣的故事激发了他对历史地理和榆林环境变迁的兴趣。作为榆林文物文化等方面的专家，赵建国后来为榆林的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付出很多努力。他让我转达了对侯先生的问候，并希望把我们的合影带给侯先生。我回到北京后，把照片交给了先生，引起先生不少回忆和感慨。
侯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因印数少，需求量大，市面上很难买到。有一次，我的同事王瑞珠向我借《北京历史地图集》，还给我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王先生的老同学向他借了《北京历史地图集》，使用期间，一位外国朋友看到此书，觉得非常难得。后来这位外国朋友到琉璃厂书店买了两本《北京历史地图集》，其中一本送给了他这位同学。这位同学告诉王瑞珠：“我从你那里借了一本地图集，结果又得到了一本地图集。”一件小事反映出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的价值。
30多年的师生情
我上研究生时，侯先生已71岁高龄。2001年侯先生90岁时发表演讲，说“老牛更知夕阳西，不用挥鞭自奋蹄，我已经跑不动了，但我还要慢慢地往前走”。此后几年，他坐着轮椅，还去看北京西客站莲花池公园的建设成果，一直关心着北京的保护与发展。30多年，我从听侯先生讲课教诲，到后来给他汇报有关名城保护的进展情况，他认真地听，时而插几句话，再到后来，他只用眼睛看着我，点点头，再往后就是我在他耳边说，他用手的感觉与我交流。我理解侯先生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追求。2013年10月22日侯先生仙逝，北京大学大讲堂举行了三天的悼念活动。我用以下的挽联寄托对先生深深的思念：
写提案筑中国世界遗产平台，倾心血护北京历史名城风采（注：侯先生写提案促中国政府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被称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守望北京历史地理理论重实践，根植燕园问学步芳晚晴亦奋蹄（注：侯先生著《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燕园问学集》、《步芳集》、《晚晴集》、《奋蹄集》）
（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