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  金

    据媒体报道，中央各项禁令之下，各地凸显节约从简、反对铺张浪费的节日新风。然而，在礼品行业普遍萧条的情况下，一种名为“礼品册”的产品却依旧销售红火，成为送礼歪风的新宠。有销售人员直言：“我们的产品让您送礼送得放心，收礼收得放心。”

    所谓的“礼品册”并不是一个新花样。流程很简单：送礼者先在网站确定礼品档次并付款，网站再寄给他一张有账号密码的礼品册，收礼者拿到礼品册后，通过账号密码登录网站选择礼品，最后将礼品快递上门。这样的礼品册既能够投其所好，又能隐蔽安全，还能“凭票报销”，对送礼者来说，的确是一举三得。

    我们要深思的是，为何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送礼之风依旧可以借各自形式“巧”行其道？这恐怕不是堵几个制度漏洞所能解决的问题。

    笔者以为，不妨从文化角度看问题。礼品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维系感情的一个载体。但世事演进，送礼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场人情公关，绑定了利益与身份，其广度与烈度逐日升级。“礼”倾向于“赠”，“经济”则令人联想到“获利”，这便催生了一种新经济模式——在赠送中获利。这样的礼品经济其实是一种“债务经济”——送礼人的投资，送礼者可以凭借送礼而获得足够多的“礼品债务人”，把债务面不断扩大；作为收礼人而言，欠了“债”总是要还的。礼物的施与受，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尚往来，而成为各式各样有特定诉求与含义的“合同”。“礼品经济”便成为一种债生债、利滚利的经济模式。

    正是这种送礼盈利模式导致了“礼品文化”的变异，成为政策手段难以解决的“文化”问题。当行贿披上“送礼”的外衣进行，受贿就常常披上“尚礼”的马甲而坦然，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成了“贿赂文化”。只有剥掉受贿的“马甲”，披着文化外衣的礼品册才有可能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