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育民
中国城市文化建设，自上世纪末开始有了长足发展。城市雕塑建设随之开始以多样化的形态出现。公共艺术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而越发变得时尚。城市文化建设逐渐体现时代的关注点与公民的心理诉求，乃至思考当代人所处环境与生存状态。这种思考产生于城市的工业化盲动和人类与生态的失衡和矛盾。人们开始审视自我，开始自律，进而从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愚昧中觉醒，开始改变生存方式，改变人对自然的态度，自觉地放弃人对自然的轻视与过度贪婪，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然而理论与实践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真正实现公共艺术的有效实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效聚合，也需要作者的创新意识、推介能力和公共策略。
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艺术作品如何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笔者认为，当下的公共艺术创作就这一方面的努力尚显不够，形式和生态理念恰当结合的公共艺术作品，成为城市文化空间的期待。
传统意义的城市雕塑带有鲜明的审美愉悦性与本体自律性，人们在面对这些作品时更多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去观赏，这未能触及公共艺术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与当代意义。笔者的近作《生·态NO.1(行囊)》体现了对待生命和环境的思考及公共空间创作语境的创新，灵感源于长春的艺术家朋友殷晓峰的馈赠。一次学术活动后，殷先生送给笔者一个高端的国际品牌提包，它体现了消费文化时代的身份感和物质性。而后我在频繁的行程中经常思索这样一个提包所隐喻的某些问题：品牌提包作为消费文化符号和工业文明的产物体现着人的奢华，装载着人的欲望。而工业文明成果往往伴随着对自然生态的伤害。由于笔者近年来在创作中一直思考着人、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人、艺术与城市的关系以及人、艺术与时间的关系。于是笔者试图将品牌提包从个人的私密物转变为大众共享并带有普世性的公共艺术，便推进了《行囊》的创作启程。
当代生活中，艺术介入公共空间的方式丰富多样。奥古斯都·罗丹曾说过“艺术是思考，它通过探索大自然所具有天赐神韵而获得精神愉悦。”笔者的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如何恰当地将艺术融入自然元素，介入当下公共生活并给人启迪。
《行囊》这件作品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是一种有关“行动的艺术”的观念。行囊乃空包，可谓“容器”，每到一个城市都承载着笔者对这个城市的热情和期待，同时它也是“行走”的、移动的。它在这个城市驻足之后会随着行囊背后N个城市行走记录的不断添加而扩展着作品的信息含量，这区别于传统的定位方式，而以位移的状态成为典型的“行动的公共艺术”。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家邸乃壮的《大地走红》体现了“行动的公共艺术”这一概念，他用很多红伞在一个地方展出以后折叠起来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展出，将行为性加入到当代艺术中成为彼时的艺术新闻。由于作品不能长久落成，随着红伞从甲地飘向乙地至今已经逐渐成为少数人淡淡的记忆。而《行囊》则驻足于一个城市并栽种城市的花草构成一个别样景观参与到该城的日常生活之中，“行动”的概念则具有象征意义，只是记载了一个城市的态度，获得了一个回应。它的“重生”则带着一个又一个城市记录和生命信息走向下一个城市，传递和普及着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同理念。
在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中，德国艺术家博伊斯的《7000棵橡树》是他在环境和生态保护背景下的先锋性创作。这是一件地景艺术作品，在市民的帮助下，他在城市的不同地点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材料成对“种植”，把生长和化石两种自然过程的对照呈现在人们眼前。博伊斯把有机的生长看做一种隐喻，在他看来，这是对日益远离自然环境的社会必要的改良和救治过程。但是“生长的”材料+观念创作在中国的现有的评价体系面前其夭折的命运是可以预见的。传统雕塑材料主要是石、木、陶，后来又出现了金属。在材料学的概念里，我们往往把材料看作是艺术作品的载体，而忽略了材料本身的“意指”。但是，在当代艺术中所有材料都有可能构成作品语言系统中的重要媒介，材料的话语价值非常重要。《行囊》中生长的植物和静止的不锈钢都是传递信息的材料主体。
公共艺术在三维形态上的展示和组合不应仅仅止步于外在形态，而应提升到精神层面。当我们真正进入社区、空间、环境时，作品就产生了场所的文化意义，形成“场域”精神。《行囊》被置放在路边的一块绿地里，让大家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个被放大的材料化的日常用品，人们在不断地接近它，感受一种不寻常的物我关系。
在2013年2月出版的《公共艺术》期刊中，笔者读到伊丽莎白·厄本豪尔德《公共艺术的形式、功能和意义》一文，她从公共艺术的综合性、干扰性、参与性、执行性、想象力五方面阐述了公共艺术方法论涉及的诸多方面，这种创作思维笔者非常认同。结合《行囊》的创作，笔者认为比较有价值的观点是：以自我的方式巧用风景作为原料；结合环境和人类活动使用非本土的人造材料；个人与大地建立联系，加入观念主义替代文字唤起感官体验；用动态的和相互作用的方式来探索自然，批评工业发展、城市开垦、大批量农产品市场以及科技对于自然过程的干涉，具有可塑性和表演性；大地被赋予观念性、隐喻性和意味性。
当代中国公共艺术作品的样式如何拓展，笔者认为这是需要诸多有志者共同探讨和研究的课题。怎样在公共艺术实践当中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并实施，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来体现时代精神这是笔者近年来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