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  兰

    关于春节，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独特的感受。而且，我在许多名家的笔下都看到过有关春节的描写。譬如，在著名作家、诗人贺敬之笔下的歌剧《白毛女》中，就有恶霸地主黄世仁在春节前夕逼死农民杨白劳、欲霸占其女儿喜儿的悲惨一幕。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的少年儿童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它确实是旧社会的真实写照。

    当然，作家们的笔下，对春节的描写也不都是悲惨的一幕，也有对市井生活的白描和对生活美好的憧憬与追求。现摘录几段供读者欣赏：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戴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地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鲁迅《祝福》）

    “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儿，琉璃喇叭大沙雁儿’，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梁实秋《北平年景》）

    元宵（汤圆）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拌儿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作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老舍《北京的春节》）

    我对春节的记忆，大抵有两三件难忘的事。

    一九七二年春节前夕，我那时年仅五岁。我的妹妹荣只有三岁。荣天生是个兔唇，当时不论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医疗条件根本没法去整形治疗。我印象中妹妹总是生病。有一阵我们俩曾经为争坐一个板凳而闹得不可开交。为此，我还不停地讥讽地叫她小豁子，弄得她大哭不止。现在想来我那时真的是浑到家了。这一年从一过了元旦，妹妹的肺炎就一直未好，父亲每天都要抱着妹妹步行四五里到公社的医院里去打针。在临近春节时，妹妹的病情突然加重了，咳嗽得异常厉害。母亲对父亲说，你快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吧。父亲抱着妹妹出门时，暮色已降，寒风刺骨，可以想象父亲的路走得该有多么艰难。按往常，父亲来回只用一个多小时就该回来了，可今天两个多小时父亲也没有消息。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不停地张望着被冷风吹得吱啦乱响的房门。而我，因为天气寒冷则早早地钻进了被窝。时间大约过去了两个多小时，也就是在子夜时分，父亲夹带着一身寒气踉跄着闯进家门。见父亲怀里没有孩子，母亲便问道：“孩子呢？”父亲愣了一下，沉沉地说：“没到医院就不行了。”母亲被父亲的话吓惊了，她哆嗦着说：“你是说……孩子没了，你把她放哪儿了？”父亲有气无力地说：“弄块席头一卷埋在路边了。”父亲的回答终于使母亲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伤，她声嘶力竭地哭道：“老天爷啊，你还我的闺女！”接着，她一连几次昏倒在炕上。我和哥哥被吓得蜷缩在炕角瑟瑟发抖，即使有撒尿的想法，也被吓得不敢下炕。那一夜，我感觉是我人生最寒冷也是最黑暗的一夜。

    一九七八年我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广播电台里正在播送长篇小说《红岩》和《李自成》。我们家境穷，我只能和几个孩子到邻居家去听。有的邻居大方，听就听，无所谓，而有的邻居，怕浪费电池，就以收音机坏了为由拒绝我们。无奈，我们只好扎到村后的稻草垛里听村上里高音喇叭。这年年底，村里分红，我们家第一次分到九十多元，母亲很欣喜，招呼一家人商量买什么。父亲说需要买一张饭桌，哥哥说想买一辆自行车，母亲思忖了一下，说，饭桌二十元可以考虑，但自行车要一百多，我们这点钱根本买不起。接着，母亲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想买个收音机。母亲问，得需要多少钱？我告诉他差点的十五元，好点的三十元。母亲想了想，说，给你二十元，你自己掂量着办吧。我没想到，过日子十分节俭的母亲此次对我的要求竟是如此的大方。想必是我到邻居家听广播遭白眼的事她已经有所知，一向自尊要强的母亲心里哪能容忍得了，如此，我真是打心底里佩服母亲的豪气呢！

    往事如烟。前几日，我回郊区老家看望母亲，同时给家里置办一些年货。母亲告诉我她最近有一件高兴的事：村里响应市政府的号召，率先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转了城镇户口，而且还发放了医疗保障卡，每个月可以领一千三百多元退休金。我听后很是为母亲高兴，对她说，您以后就不要多琢磨了，只要把身体养好，幸福的日子长着呢。母亲感慨道，谁说不是呢，一九七二年要是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兴许你妹妹荣儿能活下来呢……母亲的话让我潸然泪下，我知道，这是在为我那苦命的妹妹，也是在为那个动荡而贫穷的时代。好在，那样的日子终究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