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孩
比起小说和诗歌，报告文学无论如何要算个年轻的文体。报告文学热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代表作家和作品主要有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向》、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张锲的《热流》、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鲁光的《中国姑娘》、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等等。进入新世纪后，以何建明、赵瑜、徐刚、王宏甲、李鸣生、哲夫、邢军纪、黄传会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作家，以更宏大深邃的视野进一步发展着报告文学这个文体。所不同的是，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大都文字短小，多则三五万字，少则五六千字，通常发表在报刊报纸上；而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是“书写”——少则三五万字，多则三五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除部分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很少发在报纸副刊上。更多的是以图书的形式通过新华书店去发行。
熟悉出版市场的人都知道，相比八十年代，当下文学报刊、书籍的发行已经越来越小众化了。过去，随便一本省地级文学刊物，发行三五十万本是常事，即使上百万本也不是什么新闻。经过三十年的河东河西，今天全国文学报刊发行的总和恐怕也就百万册。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过分析。
作者说：市场经济使读者忙着挣钱去了，谁还有心思关注文学。文学也不能当饭吃。
读者说：作者不关心社会，只埋头自身的写作，你自我欣赏好了。
出版者说：我们只出版名家的，名家的有保障。但现在的名家几乎成了写作机器，写出的作品太粗糙。为了抢市场，我们也只能跟着走。
读者说：现在的书籍价格太高，内容质量与价格不成正比。所以，我们宁可选择不买少买。
作者说：写作者写作不完全为了稿费，但稿费确实能体现作者的市场实力。这几年要求提高稿费的呼声越来越高，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写作者的尊严与价值。
出版者说：社会对我们的批评之声越来越高，认为图书的价格难以接受。其实，个中之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纸张、印刷费、制作设计费、房屋租赁费、工资、稿费、增值税这些年都在大幅增长，我们的成本之大，大得有点瞠目结舌。
评论家说：你们三者说的都有道理，问题的核心不是出版过程，而是作者写了什么，为什么人写，怎样写的问题。当下的问题，一是作品内容过于自我，缺乏宏大的具有影响社会进程的作品；二是写作手法缺乏创新，模式化比较普遍；三是作者的知识更新不够，缺乏前瞻意识，有的还沉湎于过去的记忆；四是作品注水太多，越写越长，短篇像中篇，中篇像长篇。不符合时代紧张、快速的节奏要求。
偶翻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人民文学之友》（函授教材），上面刊载了田流同志的文章《小报告文学好——读〈高山流水觅知音〉有感》。田流同志是八十年代有重要影响的报告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曾一度主编报告文学杂志《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五年前后，正是报告文学非常活跃的时期，正如田流在文中所写：“报告文学既有新闻性，又有文学性，是被人们重视和喜爱的根本原因。它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真实地告诉读者，但它又与通常的新闻通讯不同，报告文学不仅忠实地告诉读者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有意义的新事物，而且用文学的笔法，生动具体形象地把那一事物再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睹其人。”尽管田流主编的是一本比较厚重的报告文学刊物，可他还是道出了“三五千字的小报告文学最受读者欢迎”的心里话。为此，他进一步阐释说：“小报告文学一个最可贵、最难能的优点是选择最能表现事物本质的典型事例，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所以写得冗长，很大一个原因是没能做到这一点，广大读者向报告文学提出短小精悍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记得八十年代，好多报纸副刊都刊登报告文学，后来由于某些作家利用报告文学为企业做广告，结果使报告文学成了名副其实的“广告文学”。因此，很多报纸在九十年代后几乎再也不登报告文学了。既然报纸不登了，那么就往刊物写。谁料，刊物面对日益萎缩的读者市场，发行锐减，哪个老板愿意花这个冤钱呢？结果，积重难返，报告文学终于陷入了低谷。当然，报告文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不是没有它振聋发聩的声音，如赵瑜的《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和何建明的《落泪是金》在读者中都曾引起巨大的反响。
报告文学的社会作用有两大功能，一是塑造典型，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另一是直面社会，揭示矛盾，弘扬正气。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这两方面都不乏优秀的代表之作。但就报告文学的体量而讲，我则赞成中短篇为好，即两三万字的中篇，万八千字的短篇。至于两三千字，我以为那该归于人物特写似乎更合适。像那种动辄几十万字的报告文学，我对其能否叫报告文学深表怀疑。道理很简单，报告文学具有新闻性，新闻也叫消息，指的是最近发生的事。而在报告文学里过多的介绍背景，就失去了新闻的特性。这一点应该引起报告文学作家的充分注意。当然，让文学作品瘦身也不光是报告文学这个文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