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湘涛
长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又在为建设国际文化名城而努力。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长沙“国际化”的历史渊源作一番梳理与回顾。
30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长沙出版家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这一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走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其中包括几部清末长沙府人士的著作，如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郭嵩焘、曾纪泽及在此之前的魏源堪称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先驱。然而，持有这种开放思想的人在当时湖南尚属凤毛麟角，且受到官绅势力的非议。可以说，湖南在维新运动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正当沿海及内地部分城市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湖南社会却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顽强抵抗力，有学者将当时的湖南称为中国“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省城长沙则被称为“铁门之城”。
从1894年到1897年，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具有新学思想的官员相继来湘任职，形成了一个以陈宝箴为中心的具有维新性质的官僚团体。“长官导之于先。”而本地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新派人士聚集长沙，“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大力倡言和推行变法维新，使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1899年、1904年，岳州、长沙先后自主开埠，“铁门之城”终于被打开。
长沙正式开埠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像潮水一般涌入长沙。各国的工厂主、商人、医师、传教士和旅行者等纷至沓来。在长沙立工厂、设洋行、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而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即先后在长沙设立领事馆，以保护其侨民的利益。可见，“国际化”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在长沙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走向长沙。当大批长沙学子远渡重洋，留学海外，以惊奇的眼光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长沙。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长沙社会经济、人文地理、风土民情等各方面的著述，留下了对于长沙世相百态的观感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国际交往、文化交流，还是长沙城市性格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视角来看，这些著述都是一笔有待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
显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凌的年代里，外国人对长沙和长沙人的描述往往带有或多或少的歧视意味和灰暗色调，某些观点也明显带有不同的政治色彩，这需要读者加以辨别。但是，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友善之心的描写。作者或是在长沙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政府所雇佣的外国官员和科技人员，或是来长沙经商的商人、行医的医生、办学的教师，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旅行家等等，其角色类别之全，观察范围之广，内容之细致深入，构建起了当时外国人眼中的长沙形象。
外国人是怎样观察长沙和长沙人的，让我们引述他们于清末民初所写的几段原文吧。
美国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中写道：“长沙看起来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这儿没有常见的窄胡同里气味扑鼻、灯光暗淡的景象。房屋漂漂亮亮，井然有序；居民机警健康，精神抖擞。从苦力到哲学家，各个阶层都自尊自爱；只要不染上鸦片和威士忌的外国恶习，长沙人民将是大清帝国的一支中坚力量。”
日本哲学家、汉学家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写道：长沙“坡子街、南正街、太平街及青石桥等繁华之处，或轿舆穿梭，或洋车奔驰，背负肩担者，往来如织，摩肩击毂。又控洞庭，带湘江，水运之便，四通八达，实是湖南货物之一大集散地，而不待粤汉铁路之开通也。不独贸易之上如此，旧来健儿多出湖南，慷慨气节之士甚众。且有‘湖南绅士比地方官大’之谚，北京朝廷之中，湖南人亦成重心。若期待将来中国局势有所发展，湖南人定占其中之重要部分，此一点无庸怀疑。”
日本驻长沙领事清水八百一在《日本驻长沙领事馆辖区报告》中写道：“地理条件的影响支配着湖南人，从古以来就形成了中华的别有洞天，促使湖南人文武独特，和一般的中国人不一样，行为敏捷。如古代记载的佳话那样‘士风古，世利淡，慷慨节，以不义为耻，学者勤于礼，耕者勤于力’，以特性驯化其学者、军人、政治家，伟人杰士辈出。”
美国传教士敦洛普、艾普在《美国遵道会长沙报告》中写道：“这座城市的工商业都优于本省的其他城市。在长沙沿江两岸可以看到大型的工厂，与西方无差异。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店柜台引诱着行人进到储备充足、一应俱全的店内，店内买卖红火。长沙有中国最干净之城的美誉，其主干道皆铺上了花岗石。近半个世纪前长沙城抵挡住了太平军进攻。在南方重要城市中，只有长沙做到了这点。”
他们对长沙市井状态和百姓生活可谓洞察入微，内心充满好感，笔下洋溢着一种朴实无华的美。如：长沙雅礼医院院长、美国医生爱德华·胡美所著《一位美国医生在华三十年》说：西牌楼“有许多其他商店：银匠铺、铜匠铺和金匠铺，它们可以生产出最美丽的器皿。从西牌楼大街往上走一点，进入我们最初打算设立医院的药王街，那里有城里最好的丝绸店。你可以买到任何花色的中国丝绸，分别来自湖南、四川或东部沿海的浙江。靠近丝绸店的是展示来自世界各地棉织品的商店，也有些商店专营厚绒绸缎。还有其他一些邻居。至少每隔八九个大门就有‘食品店’或‘酒铺’以及‘承办酒席’的标志。饭店到处都是，在食品的质量或客户的档次上有区分。你可以点任何东西，从一碗米饭、一盘蔬菜到一桌酒席”。
长沙雅礼中学美籍英语教师高德华所著《执教在战时中国》说：“市区里成群的商店让我惊讶。比如6到8个铁匠铺一起形成了小街坊。这些店子，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家店都有张活动的木门板，一位坐在店子门口制作东西的学徒，老师傅在店内，住房在店子后方或在楼上。制作、销售和住宿整合为一。如果无树木的街道边没有店面林立的话，你总是可以看到由石砌或砖砌的墙壁，10到20英尺高。后来我知道这些是有钱人家的围墙，只能通过一扇看起来仿佛很脏的小门进入。如果你有幸进门，那么或许可以看到一些相互连接的庭院，每个庭院都是露天的，每个庭院都被平房和住宅包围着。”
浏览外国人对于长沙的各种著述，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对于长沙的观察记述，确有长沙人习焉不察的独到之处。这大概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外国人笔下的长沙》中相当一部分是对晚清至民国时期长沙基层社会的记述，还记录了许多政治事件和历史细节，如他们亲身经历的抢米风潮、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日寇犯湘、长沙大火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中外联合办学、办医的许多动人细节，多系亲历、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注：作者系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此文是作者为《外国人笔下的长沙》一书作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