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京生

     智慧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内涵。任何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必然是充满智慧的文化。美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一个民族，只有热爱智慧，才能获得智慧，凡是不重视智慧培育的民族，是注定要消亡的。”

     智慧型文化相对于蒙昧、盲动的文化形态，强调的是张扬人的理性。知识是智慧型文化的重要基础。人类自走出蒙昧时代，就一直崇拜知识的力量，如苏格拉底一直倡导“认识你自己”，认为人之所以有智慧，是因为他们有知识，主张“知识即智慧”。同时，智慧型文化还强调人的理性的张扬，是一个民族文化结构属于理性的部分，这种文化以追求知识和理性为旨归。理性是智慧型文化的高贵品格，代表着一种未来导向的文化，其中既包含着“求真”的工具理性，也包括“求善”“求美”的价值理性。

     一个城市的智慧含量和理性水平，不仅决定了这座城市所能达到的文化高度，而且也构成其文明程度的标志。智慧型文化是城市凝聚力和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一个城市充满生机活力，创造新的传统、活的文化的重要表征。构建一个科学、人文精神浓厚的学习型、智慧型社会，成为当今城市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追求。

     一是求真的工具理性。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伴随着西方社会全方位的发展过程。马克斯·韦伯对理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性构成了其科层制理论以及基督新教与儒教、道教进行比较的核心概念和立论基础。韦伯认为，工具理性的到来是历史过程的本身运动，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不断工具理性化的过程；它以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为代表性特征，通过工具理性促进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事实上，在西方现代社会形式中，工具理性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工具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基本形式，从其实质上讲属于精神领域，是人类智慧型文化的重要内容。

     工具理性属于外在的行动的智慧，主要体现为对技术产品的重视和偏好，反映人与物的关系，是智慧型文化的物质性、自然性内涵。智慧型文化崇尚知识和技术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上曾一直存在着重视价值理性而轻视工具理性的倾向，重视关于道德价值的知识，轻视工具意义上的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以“求善”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与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古希腊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路数不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张扬工具理性、弘扬科学精神、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承担着神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如果没有“智慧”作主导，不断以工具理性推动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深圳就不可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正确地把握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就不可能适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趋势，也不可能建设成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深圳在城市文化发展中，形成了适应城市发展特色的科技创新，极大张扬了智慧型文化的工具理性。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一直位居全国前列，自2010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之后，2013年更是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33亿元，年均增长超过9.3%，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8649亿元，增长9.6%。此外，2013年深圳IT产品产值达到1.2万亿元，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收入的1/7，这一数据也占了全市所有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88.7%。在深圳高新技术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产业，有力地推动着深圳文化的发展。源于移民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深圳市民对新事物欣然接受，崇尚知识和技术，以及实用理性的生活态度，无疑都与这座城市的现代科技产业发达密切相关；同时，科技的进步又助推着城市创新文化的发展。

     作为国内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深圳同时也是文化创意先锋城市，是我国首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设计之都”，也是世界“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对知识、技术、智慧的崇尚是城市发展的主旋律。深圳是互联网高度发达地区，全市拥有近20万家网站，网民数量达到850多万，普及率超过8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8%），被誉为“中国最互联网的城市”。在IT领域，深圳已形成了完整产业链，通信产业设备研发能力及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第二，移动终端出货量占全球40%。2013年，深圳智能手机出货量超过2亿部，4G手机出货量超过400万部。深圳的科技创新为城市智慧的涌流疏通了渠道，是工具理性、形体智慧的良好例证。

     二是求善、求美的价值理性。这属于内在的心灵智慧，主要体现为对社会精神和人类伦理的重视，是智慧型文化的精神性、社会性内涵。价值理性也是推动人类进步中造就重大发展变革的思想武器和伟大动力。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指出，历史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三大运动，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理性，使人们对人和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并确立了近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理性主义，宗教宽容。从此，欧洲迎来了新的思维方式，理性的人文精神成为近代西方工商业文明的文化基础。现代西方文明起步于17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但现代文明首先是文化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所引发的，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乃是这场新文明运动的革命旗帜和理论先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诚实、守信、勤奋、节俭”的新教伦理精神培育了现代资本主义，这种新的价值理性对于资本主义趋利动力的导引，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智慧型文化具有包容的气质和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讲天人、佛家讲色空、道家讲有无，儒家以执中贯一、佛家以万法归一、道家以抱元守一，无论是倡导积极入世的儒，还是出世的佛、超世的道，它们学说主张中的核心理念虽相互有别、各有所长，但若深究之，则相互间有共通之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由此构建了中华文化传统中价值理性的最高原则，反映在中国人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智慧型文化所展现的价值理性，一方面强调智慧文化作用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完全物质主义，人要有净化灵魂的追求，强调那种内在的人格力量，要对客观世界发展变化有高屋建瓴的认识。人之存于天地间，就如苏轼所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实际上就是在探讨文化中的智慧问题。

     人类文明对价值理性的追寻，可以上溯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所称的第一个“轴心时代”。东西方的人们告别野蛮，实现了“精神的突破”（Break-through），把自己提升到第一个文明高峰，价值理性在规范和形成人类行为准则、社会建构、道德伦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那个时期，似乎是不谋而合的，在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国等文明发源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以色列希伯来的先知，产生了印度的《吠陀》、《奥义书》、大小乘佛典，中国的“诗书礼易乐”等五经，希腊米利都学派元典和希伯来《圣经》等反映人类思想精华的典籍。在轴心时代里，东西方的圣贤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的地位和前途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逐步走出了不同文明的发展道路，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

     具体而言，在西方，古希腊的“理性”哲学思想与古代以色列诞生的基督教“启示”传统，在中古欧洲汇流，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主体。经过顽强的努力，基督教渐渐占据了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历经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希腊文化、基督教伦理、现代科学主义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共同价值。

     东方中国，古代中国的儒、道文化与佛教构成了东方文明的主体。自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土，汉魏以降佛学、儒家和道家经过“三家争胜”到“三教合一”交流、融合的历史嬗变，终成中华传统文化之洋洋大观。经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儒家、道家、法家等传统完成奠基，后世传流的经典，大都于这个时期整理、创制和成形，并出现第一个高峰。随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学说为主流，历经两晋玄学、隋唐佛学、宋元明清的理学、心学、朴学竞相勃兴，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主流社会意识。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强调人的价值，凸显人的主体性；强调“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强调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自然万物相和谐。道家力倡“道法自然”“法天贵真”“回真返朴”“致虚守静”，强调清静、无为、素朴、玄同等“圣德”而成至人真人，追求的也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光大。佛家讲究缘起性空，初传入中国时，援引玄理玄智阐扬“佛性”，弘扬道体之根本的“般若”智慧（实质也是讨论“人性论”“心性论”）；至隋唐成为佛学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发展创立了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等不同宗派，并通过不断中国化的过程，直至唐代独创出禅宗。宋代之后，佛学的闪光哲学思想被儒家广泛吸收，最终全面完成中华传统文化“三教合一”的重大思想融汇工程。

     可以说，儒释道在各自价值内核上的大体一致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融合吸收过程。当然，其间的融汇历程相当复杂和漫长，甚至还出现过互不相容的颉颃、争斗和反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天关系、人性内在修炼、人生本原等根本问题上，儒释道三家逐步相互吸收、互证和融合，使儒家、道家与佛教文化的融会贯通成为必然。比如，儒家“仁义礼智信”之五常，讲的是人以何为本；道家讲“道”的准则，所求“玄同于道”的人生智慧；佛学的崇尚光明、净化心灵、救世济民、普度众生，是教人解悟人生、处理人际关系的人生哲学和智慧，基本精神正是人的心性修养。正是儒释道三家在价值理性上的大致同一性，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重“人”性、重和合、讲求“天人合一”的基本特质，构成中国社会的普遍准则和价值理性传统。

     具体到城市文化，对知识、智慧的崇尚应当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主旋律。通过不断倡导和弘扬价值理性，引导市民“求真、求善、求美”的文化追求，内化为市民自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深圳的文化实践中，较为注重对智慧文化之中价值理性的培育和张扬。例如，在“深圳十大观念”中，就有两条是关于读书和文化的：“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建设“深圳学派”，打造“两城一都”，举办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关爱行动、创意十二月等追求真善美的品牌活动，都是为了让“智慧”在城市中流淌，使城市形成求学问道的良好氛围，市民中谈论知识、崇尚科学、追求理想人生蔚然成风。“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成为深圳打造智慧型文化的一句响亮口号，表明读书月对于提升人的价值理性意义非凡，用大气压制浮躁、优雅驱逐粗俗，培育阳光的心态和强健的精神，造就优雅的气质和高贵的品格，是现代都市人追求的心灵智慧。

     （三）力量型文化

     应该说，任何伟大的文化，都是有力量的文化，如果一种文化是创新的、智慧的，它也必定是有力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化都会被认为是有益的。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腐朽的、没落的文化，除了其价值观、世界观落后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具备或者已经丧失了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这是就文化的社会功能而言。另外，就文化的品格来看，不同文化类型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差异。力量型文化，所代表的就是那种血气方刚的、血性的勇猛的文化，当然我们并不拒绝那种纤巧柔丽，不拒绝笙歌曼舞，甚至也不拒绝智慧而冷静的对话，但必须清楚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中，要想保证民族文化的长盛不衰、延续久远，必须凸显和展示出民族文化中血性的因子，这种勇猛、血性的文化也是民族文化内在力量的体现。

     在人类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曾经是高度发达或文明的国家、城邦被野蛮部落或民族所征服，也就是所谓文化不发达的地方，打败和征服了文化繁盛之地。比如在西方，相对落后的马其顿征服了古希腊其他发达的城邦，最终灭亡曾经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征服欧亚非的大片土地；希腊与罗马相比，古罗马文明是在向古希腊人学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是作为学生的罗马，战胜了经济文明更发达的希腊城邦。罗马诗人贺拉斯曾经咏唱道：“希腊被擒为俘虏，被俘的希腊又俘虏了野蛮的胜利者，文学艺术搬进了荒僻之地。”罗马的结局，再次翻版了古希腊的历史。曾经创造经济和文明辉煌的罗马，却被落后、野蛮的日耳曼部落毁灭了。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侵扰和打败农耕文明也是时常发生。最为典型的是两宋时期，以经济文化发达程度来看，首先是据有中原和江南之地的宋，其次是华北、东北的辽、金，再次是西北的西夏，最落后的是塞外的蒙古，最后正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灭亡了这些文化相对发达的王朝。

     东西方文明历史中的这种力量的征服与文化的繁荣呈现的背反现象，值得我们加以冷静的思考。为什么看似文化繁荣的国家或王朝，在蛮荒偏僻地区的凌厉兵锋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所谓经济文明发达的国家和王朝的文化中，缺失了在它们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力量和血气的要素。文明发展的终极意义在于文化，那么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是不是笼统讲的文化繁荣就是好？一般意义上，文化繁荣当然好，可以使生活更美好，使人活得更有尊严，也是国力强盛的一种象征。但我们还应理性地看待文化繁荣。有些类型的文化发展繁荣是兴盛的标志，但有些却是消亡的开始。在人类历史上，经常会看到城市娱乐文化高度繁荣的例子，这既可能是当时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体现，也可能是国家或王朝即将衰亡的征兆。

     比如，我国南宋时期的临安，娱乐休闲文化达到了高度发达、繁荣的地步：瓦舍、勾栏，熙熙攘攘，娱乐、休闲，通宵达旦。但却与当时积弱的国家政治形势极不相称甚至背道而驰，大敌当前，朝野上下那种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态以及人为的懈怠所引起的文怡武嬉、不思进取，最终导致南宋灭亡。再如，古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有很多原因，其中过于追求休闲和娱乐的价值取向，成为最后消亡的文化征兆。人们信奉“打猎、洗澡、游戏、找乐子——这就是人生”的生活哲学，娱乐休闲文化的高度发达既见证、象征着罗马帝国的伟大，但也无形中消磨着罗马人的进取意志，把罗马鼎盛时期那种虎虎生气的文化追求价值消减掉了。

     与临安、古罗马高度娱乐、休闲化的自我消弭性文化相比，还有另外一种文化类型，这就是融合了血性和理性的力量型。中国的先秦时期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可以说是力量型文化的典范。力量型文化相对于消解型、娱乐型文化，在于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激情，属于民族文化结构中血气的部分。苏格拉底把灵魂分成三个部分，即理性、血气和欲望，其中血气是最高的或者说最高贵的，在本质上服从理性；欲望是最低的，本质是反抗理性。血气在西方是一种政治美德，是“正义女神”的品性。因此，力量型文化强调的是何谓正义、何谓勇敢的价值品性。

     力量型文化发端于人类文明早期的那种血气文化，在东西方文明中都曾存在，一开始在人与自然的抗争中产生的对力量文化的推崇。如古希腊，奥运会就起源于此，主要展示人的身体力量。这种文化逐渐拓展到社会各方面，包括建筑文化中体现的那种气势。美国文化史学家雅克·巴尔赞认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过度宣扬人的理性主义而走向冷漠，把人类文明早期那些血性的东西消磨掉了。因为有时人们对力量的认识主要关注于感官享受、物欲追求，这种享受性的文化不能没有，因为文化是有娱乐功能的，但如果把整个文化都推向娱乐化、推向消费，那么最终文化就废弃了。力量型文化则相反，着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秉性的刚健和血性。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在深圳，表现为敢闯敢试，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杀出一条血路”。

     二是强调意志的坚韧不拔。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尊崇的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种文化因子绵延五千年至今不息。这是一种意志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在一个国土上生生不息、成为唯一存续下来的血脉支撑和根本原因。今天我们所讲的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是这种凝聚人心的力量。

     三是强调充满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如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勇于奉献思想，始终高扬着对人生、社会、国家的意义追求。在深圳，体现为倡导“阳光·辛勤·感恩”理念，建设“爱心之城”，目前注册义工达90余万人，无偿献血总量累计450余吨，“关爱行动”10年来吸引上千万人次参与、开展了1.8万余项活动，“募师支教”行动8年来惠及18个省份10万学生，涌现出丛飞、孙影、郭春园、李亚威、李传梅等一大批爱心人物。

     四是力量型文化并不否认文化的多样性。力量型文化可以是传统的表现形式，也可以是现代甚至时尚的表现形式。深圳尊重文化的多样化，文化因多元而可爱，不因单一而高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充分迸发想象力和智慧，才是城市文化发展之魂。

     目前，不少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定位在文化和经济的结合上，强调文化的商品性。但过于强调文化的商品性、消费性，可能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就是世俗性的商业文化对高端的精英文化的侵蚀，使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结构被迅速世俗化和犬儒化。美国社会学家丹尼·贝尔曾指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经济、政治与文化3个领域间已产生根本性的对立冲突。这种价值观念和品格构造方面的冲突将更加突出，难以遏制。如何遏制全球化带来的消费型文化野火蔓延，重建城市的精神文化传统，是当前城市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

     发展力量型文化，必须从文化价值观、文化生态、文化生产3个方面着手展开。文化价值观，展现为弘扬与时俱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时代价值，具有崇尚正义、向上向善、勇于进取的鲜明品性，能够振奋起人们的精气神，激发和提升全社会的强大“正能量”。文化生态，要求明智的城市管理者准确把握其根本的职责，锻造一种健康向上、积极活跃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宽松、有序和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吸引和培育各种人才，造就旺盛的文化创造活力，形成多样化、可持续的城市文化生态，并使之成为涵育城市文化生长的最佳土壤。文化生产，直接体现在以自强不息为创造源泉，打造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文艺精品，出产反映时代精神、代表学术水平的精品力作，只有推动城市文化产出能力的明显增强，才能确保城市文化既具有良好的亲和力、凝聚力，又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辐射力。

     城市文化发展的实质是城市文化精神的树立。对于深圳而言，倡导和培育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是在路径上、内涵上寻找一种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新文化，应是推动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形态。

    3 城市文化发展中的深圳担当

     创新、智慧、力量是人类文明的生命体征，是人类进步的基本取向，是人性光辉的集中绽放。在文化形态中，创新、智慧、力量是相互交融的整体。

     创新是智慧的突破和升华。美国心理学家Guilford认为，构成创新的因素主要是智力结构中思维的独创性、灵活性和新颖性。诺贝尔科学奖以奖励对人类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而著称，它的100多年历程表明：创新是智慧的闪现和跃动；只有鼓励创新，才能真正打开智慧的闸门，展示智慧的多彩和辉煌。同时，创新也是力量的勃发，是刚健自强的展现。在《周易》中，乾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一卦，《乾·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上卦和下卦都是乾，乾为刚健，引申为自强不息的力量和精神。《乾卦》说：“乾道乃革”，“革”就是改革、变革、革新、革命，就是创新，说明了刚健与创新的内在统一性。《杂卦》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周易·乾·彖》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由此可知，革命也好，创新也好，都离不开刚健自强的进取精神。

     智慧是创新的源泉，是力量的艺术。智慧，首先体现于对宇宙人生的理解之中。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智慧”一词，他说：“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在东方，老子认为人的智慧在于合“道”。何为“道”呢？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儒家也把智慧与水联系起来，说“智者乐水”。这种“道法自然”的智慧，超越一切思维定式和习性滞碍，使人成为真正的自由解放者，从而成为超常、创新的不竭源泉；这种“道法自然”的智慧，使人成为一切自然力和必然力的驾驭者，从而获得“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无限力量。显然，这样的智慧蕴含着创新和力量。这样的智慧倡导对于我们这个“知识爆炸”却又“智慧贫乏”的时代，具有重要的救治意义。

     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如果说智慧是基础、创新是推动，那么，力量就是本质特色了。力量是衡量智慧和创新的价值尺度和标准。如果智慧不能增进力量，反而变成了无谓的复杂和繁琐，那么这样的所谓智慧是没有意义的；同样，如果创新不能增进力量，反而变成了自我消弭、自我颓废的新花样，那么，这样的所谓创新更是有害的。孔子说：“诗无离志，乐无离情，文无离言。”正是强调精神力量的不可背离。实际上，中华文化中的坚强力量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的感时忧国精神，表现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和坚韧骨力。

     崇尚创新、智慧、力量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追求。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抗争和崛起，以传统文化为靶向的变革创新、以科学为旗帜的开启民智、以民族民主革命为主题的搏杀对决，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把中华文化中的创新追求、智慧追求、力量追求推向了极致。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这种追求的杰出代表。 

     在新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概括，表达了近世以来中华文化的根本诉求，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展示着当代中华文化的绚丽多彩和恢宏气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是我们党和国家奉行的基本价值理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核心要求，体现了公民道德行为的本质属性。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坚守国家社会的目标又张扬了人的主体性，既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中国人思想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智慧和力量，成为我们建设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文化的经典内涵和根本指导。

     以创新、智慧、力量为追求的深圳，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肩负着发现价值、倡导创新、弘扬智慧、激发力量的历史使命，行进在“古今中西”的历史交错口，最敏锐地搜索着反映时代发展的新符号。从纵向上说，深圳的文化实践承接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创新、智慧和力量的文化精神，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前沿，不断开拓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的发展途径；从横向上说，深圳的文化探索直接而鲜明地反映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汇集了世界先进城市的文化潮流，提炼了创新、智慧、力量这些具有恒常意义和时代特色的价值元素，引领着我国文化道路在未来探索中的新动向。建设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使深圳文化创意勃发、学术睿智泉涌、文明浪潮波澜壮阔、文化产业风起云涌、国际声望日益彰显，成为文化发展繁荣的良田沃土。深圳的文化流动和主导趋势，既是历史前进的继续，也是国际交流的集合，集中体现为“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