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孟祥
作者简介：
胡孟祥，祖籍山东临清，作家、评论家、美术家、收藏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协会员、中国曲协会员、山东省美协会员、河北省书协会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山东省文化产业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先后编著出版《我与大师》、《我的2007》、《胡孟祥说唱艺术论集》、《中国符号——胡孟祥创意艺术集》等专集、画集近30卷。1989年创作出版的 《韩起祥评传》一书，曾得到艾青、臧克家、钟敬文、贺敬之等先生的好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为该书亲笔题词，并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新书首发式。
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必然要产生一种文化，这种以“中国梦”为思想内涵的文化，我称它为“彩梦文化”。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它是以出彩为标志的“中华彩梦”。当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去践行这种梦想时，就带来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于是，“彩梦文化”便产生了。中国梦为每一个中华儿女提供了展示出彩人生的大舞台，用出彩人生共同打造的“彩梦文化”，为中华文明添光加彩，共铸辉煌。
“彩梦文化”之特征
时代性。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了五集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这部由中宣部组织拍摄的电视片，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历程，它以广阔的视野、豪放的风格、多样的手法，诠释了中国梦的历史成因与时代内涵，生动地解读了中国梦，极富现代风韵与时代特征。
实践性。应该说，有人类就有了梦想，梦想伴随人类发展的全过程，我曾给梦想留下过一首小诗：“梦想是情感的长河，梦想是希望的花朵，梦想是心灵的甘泉，梦想是生命的一把火。”也有人把梦想称之为“梦文化”。然而，“彩梦文化”与“梦文化”截然不同，二者的最大差异性就在于实践。“彩梦文化”不是虚无缥缈的纯粹梦想，它如同中国梦一样，中国梦是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去，为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做贡献。“彩梦文化”靠的是实践，它是在追梦、圆梦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没有实践就没有“彩梦文化”的产生。
群体性。“彩梦文化”植根于中国梦之中。众所周知，中国梦是你的梦、我的梦、他的梦，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共同的伟大梦想与追求，在实现共同梦想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彩梦文化”，具有鲜明的大众文化与群体性特征，它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从属性。“彩梦文化”是从中国梦派生出来的，它从属于中国梦，立足于中国梦，服务于中国梦，它讲述的是中国故事，展现的是中国形象，凝聚的是中国精神，传递的是中国力量。“彩梦文化”以曲高和众、雅俗共赏的姿态，展现在大众面前。
“彩梦文化”之历程
“彩梦文化”是中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资格讲述自己的中国梦的故事。其故事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重有轻。这里，讲讲我的中国故事——“彩梦文化”之历程。
梦想作家
我出生在鲁西北的一户农民家庭，祖辈三代不识一字，我读到初中一年级就参加了工作，考取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之后，从军十年间也没有补上文化课。转业石油战线后，当过采油工、电工、加热炉工。尽管在生产第一线，我仍抱着一种希望与梦想，就是有那么一天，能当一名著书立说的作家，这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情了。从石油工人到成为一名作家，可谓“遥不可及”。要想当作家，就要有文化，怎样补上文化课呢？
1979年春，山东大学历史系在潍坊招收函授班，我闻讯后积极去报名。报名时才发现，报名的人员都是在职的中学教师，唯有我一个人是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结果山大破例录取了我。那时我的工作岗位是烧加热炉，工作三班倒，赶上了夜班，就顾不上休息，白天抓紧学习。通过3年的函授与面授，1982年夏天，我取得了由山东大学颁发的中国历史专业函授大专文凭。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习水平，1982年的秋天，我脱产进修，走进了山东大学的校门，成为山大历史系的一名进修生。对于我这样一个石油工人来说，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啊！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不放过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天。脱产进修后，单位不再发工资，只能靠妻子每月挣来的几十元钱来维持家中的生活，我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坚持学习。在山大进修期间，我不仅主修中国历史课程，还选修说唱文学，甚至先生们讲授哲学、美学课我也去旁听。
也许是我的用功打动了民间文学研究生导师李万鹏先生，李先生让我参与编著一本《中国现代说唱文学史》。在大学的讲坛上，《中国现代文学史》版本甚多，但却没有《中国现代说唱文学史》，它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李万鹏先生把这一研究课题交给了我，我是既兴奋又困惑。兴奋的是先生对我的厚爱，困惑的是这一学术研究课题不知从何做起。“有资料吗？”我问先生。“要有资料，还用你研究？”先生说。“从何处着手呢？”我向先生请教。“就从搜集解放区的说唱文学作品与资料做起。”先生为我指出了一条路。
为了搜集解放区的说唱文学资料，我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机会，只身奔赴江西瑞金——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在瑞金革命纪念馆，我翻阅了一摞摞的《红色中华》，那一张张发黄的报纸，凝聚着一场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抗争风暴，那一段段“送郎当红军”的民间歌谣与小调，激起了我对“红色记忆”的敬重。自此，我走河南，去河北，下山西，上陕北。到了1983年秋，当我完成了在校的学业之后，已搜集整理了解放区说唱文学作品数百篇。
当我带着学习的成果重返石油岗位时，迎来的不是祝贺，而是闲言。有人说：“老胡学习有什么用，还不是照样烧加热炉。”可我心里明白，山东大学的一年进修学习，虽说时间不长，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收获了学识，为我此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事隔半年，就在1984年春，我所在的胜利油田东黄输油大队组建起胜利输油公司，隶属于石油部管道局。公司需要一名新闻干事，我被借用。不久，我被调任《石油管道报》，成为一名专业的新闻记者。在报社，我结识了社长李秋明同志，李社长来自大庆油田，走起路来一阵风，他开拓进取、待人赤诚，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兄长。正是在李社长的支持下，报社为我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伞。
在报社，我负责副刊，既当编辑又当记者，那时我与妻子分居两地，每逢星期日我就奔赴京津。最先拜访了一批曲艺大师，其中有高元钧、马三立、骆玉笙、侯宝林、马季等；其后又拜访过姜昆、冯巩、牛群等。我为先生们撰写的曲艺评论文章，大都刊登在《农民日报》与《经济日报》。我还利用搜集来的解放区说唱文学作品与资料，先后撰写了《“讲话”指引下的新说书运动》、《略论解放区的说唱文学》、《延安“四大鼓”》、《抗战“武老二”》、《“板人”栾少山》、《瞿秋白与曲艺》等文论，这些文章大都刊载于《曲艺》杂志。在报社工作了不到4年的时间，我就被河北省高职评委会评为艺术理论副研究员，还加入了中国曲艺家协会。
大约在1987年的春天，我开始着手撰写《韩起祥评传》一书。韩起祥是陕甘宁边区的“说书英雄”，说新唱新长达半个世纪，我决心为韩起祥写一本书。为了撰写《韩起祥评传》，我曾三下延安，两进京城，面对面与韩起祥近距离地接触，进行实地采访。就在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夕，《韩起祥评传》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1989年9月30日，北京城的阳光洒满了坐落于长安街上的北京民族饭店，大约在上午9时许，一位身穿蓝灰色制服的魁伟长者，走进了《韩起祥评传》新闻首发式的现场，这就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习老是受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同志之邀而出席这次新闻首发式的，并亲笔为《韩起祥评传》题词：“民间艺术家的一代典范。”习老的题词既是对韩起祥的褒奖，又是对作者的首肯与鼓励。
从1989年编著出版《韩起祥评传》始，到2013年编著出版《红高粱三部曲》止，我一共编著出版《我与大师》、《我的2007》、《胡孟祥诗文书画集》、《中国符号——胡孟祥创意艺术集》等文集、画集近30卷，先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组织，还被聘请担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终于圆了我的作家梦。
圆梦百年
港澳回归，百年梦圆。为了迎接这一历史性的庆典，我于1990年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之日起，身背自制的中国地理图卷进行了一次长达8年的“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文化活动。我唱着自撰的歌，踏上了万里征程：
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
一个炎黄子孙的梦。
收集民意，珍藏心声，
收集期盼，珍藏憧憬；
收集金光大道，
珍藏通往胜利的征程。
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
一个炎黄子孙的梦。
收集长城，珍藏雄风，
收集黄河，珍藏腾龙；
收集敦煌之光，
珍藏中华民族的文明。
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
圆了炎黄子孙的梦。
收集彩霞，珍藏长虹，
收集日月，珍藏群星；
收集花好月圆，
珍藏港澳回归的国荣！
我携带自制的三张地理图卷，一张是“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地理图，一张是“港澳归来”地理图，一张是“海峡情神州世纪行”地理图。北上北极村，南赴天涯海角，东去图们江，西奔伊犁河，往返行程数万里，地图上盖满了全国各地密密麻麻的邮戳近百枚，数百位大师与名家留下了亲笔题书与签名。地图承载着众多的爱心与故事，就像天空中的繁星、长河里的浪花，亮光闪闪，清澈荡漾。它是众人谱写的一曲“神州交响”，催人以奋进，给人以遐想。
您知道地图是怎样完成的吗？我给大家讲一个签名的故事。1994年4月的一天，我从古元先生家下得楼来，刚好路过华君武先生家的楼下，我想碰碰运气，请华老在地图上签名。可转念一想，不行，我与华老素不相识，俗话说“头三脚难踢”，还是先找熟人为好。
不觉一年多过去了，到了1995年夏天，再看这张中国地图，呵，上面密密麻麻盖满了大半个中国的邮戳：潍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武夷山、福州、南昌、黄山、广州、武汉、西安等。
再看签名：曹禺、艾青、臧克家、季羡林、张岱年、陈荒煤、荣高棠、姚雪垠、魏传统、张光年、吕骥、贺敬之、高占祥、任继愈、周巍峙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签得是密密麻麻，足有上百个大师名家。行了，是时候了，该请华君武先生签名了。
7月初，我去京城拜访漫画家苗地先生。谈话中得知苗地与华君武交往甚密，就劳烦引荐。苗地向华先生书函一封：
华老，您好！
为庆祝港澳回归祖国，山东将在国际风筝会期间，举办“情系港澳艺术珍品博览会”，我特为华老作肖像一幅（肖像曾在《经济日报》上发表），现有该会胡孟祥先生来府上，请您老签名题字。
谢谢！
学生：苗地
1995年7月1日
我喜出望外，拿着推荐信来到华君武先生家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一位老者，他探出半个身子，问道：“你找谁？”我拿着华老的画像，一看就知道是华君武先生。我说：“华老，我找您。”说着，我把信函递了过去。华老接过信函，不及细谈，说声：“上门要提前电话联系。”说罢，“咣当”一声，关上了房门。
“电话联系？”天哪，真是五雷轰顶！拜访名家，我最怕“电话联系”四个字。第一，这些先生大多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电话打过去家人一个回绝，岂能再登家门？第二，电话很难把本意向对方交代清楚，再者说自己又不是大腕明星，也不是大报的名记者，谁能认识我呢？第三，每到一地都来去匆匆，不可能电话联系一等再等，经费也不允许啊！
转眼间又是一年。1996年春夏之交，我在京城拜访中宣部原副部长林默涵。林老问：“我们这个大院住着三个大画家，你都找了吗？”我心里清楚，林老说的三个大画家，即是古元、蔡若虹、华君武。
“林老，古元、蔡若虹两位先生都找了，就缺华君武先生了。”“那为何不去找他？”林老问。“华老我找过一次，先生说要电话提前联系。”我向林老说明情况。林老听后说：“这好办，我给你写个信，一定能成。”听后我连连道谢：“那就太感谢您了！”说话间便把一支笔递给了林老，林老在信笺上提笔写道：
君武同志：
孟祥同志为港澳回归，进行神州万里行，请您在地图上签个名，文化界许多同志都签了，请给予支持。
林默涵
1996年5月11日
当下，我给华君武先生打去电话，回话说：“明天下午两点到，只签名不叙谈，签完后就走。”我回答：“好，就按先生说的办。”
次日，按照与华先生约定，我于下午1时45分，提前到达。我一直等在门外，等手表指向2时整，才按响门铃。开门的正是华君武先生。
我进门再看华老，高高的个头，方脸浓眉，一头白发，上穿咖啡色衬衫，下穿蓝色长裤，脚蹬布鞋，已是八十开外的人，却依然矍铄而潇洒。进了客厅，我急忙将林默涵先生的信呈上。华老阅罢，示意将地图打开。一幅中国地理图平铺在大厅内，偌大的地图上签名连着签名，邮戳连着邮戳，空隙实在不多。这让华老十分为难，只见他脱去鞋子，穿着一双线袜，小心翼翼踏上了图卷，然后，用双手支撑着身体，趴在地图上，仔细寻找能够签名的空隙。当时我想：“华老，这可不怪我啊，我是早想来拜访您啊。”就这样先生观察了3分钟，也没找到合适的地方。看到华老很费力，我怕累坏了先生，就指着海南的方位说：“您老就签在这里吧。”华老欠了欠身，摇了摇头，说声：“我要找我的朋友！”大约又过了2分钟，华先生终于在东三省的方位，选择了臧克家、胡絜青两位先生签名空隙间，提笔签上“华君武”的大名。为了先生的一个签名，我一等就是3年，可谓时间长矣！不过，也有快的时候，1996年春，适逢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在京召开，我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请彭丽媛、乔羽、吴冠中、李希凡、孙大石、马季、郭怡孮、刘勃舒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地图上签上了大名。
在万里行途中，我为上百位大师与名家拍摄影像，并请先生们在影像旁一一为之题书。由一幅幅影像题书汇聚而成的“百家影像墨宝集珍系列”，由一件件扇画书法汇聚而成的“百家扇画书法集珍系列”，由一副副楹联题书汇聚而成的“百家楹联题书集珍系列”，由一枚枚名家肖像邮封汇聚而成的“百家肖像邮封集珍系列”，另有五个丈二匹组成的《龙腾九霄》书法巨制与另一幅长达68米的《百福聚》书法长卷，凝聚着数百位先生对港澳回归的真诚祝福。还有丈二匹的国画巨作《紫荆花开》、《映日荷花》等作品，均出自大师名家之手笔。
由关山月、黎雄才、陈大羽、田世光四位艺术大师联手创作的丈二匹国画巨制《金鸡报晓》，留下了文物鉴定专家罗哲文先生的题跋：“关山月的梅，黎雄才的松，陈大羽的鸡，在当今画坛久负盛名。而三者的最佳结合，则是绝无仅有。再加上先生们均已仙逝，成为收藏界独一无二的传世孤品。其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不可估量。”
这些在万里行途中所产生的艺术作品，到底凝聚着多少情思与爱恋呢？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寄托着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夙愿与梦想，一幅由沈鹏题写总款的《双喜盈门》书法长卷，记下了这一真实的画面。一个个双喜字的下面，闪现的都是谁的大名呢？沙更世代父签上了沙孟海的大名，傅小石代父签上了傅抱石的大名，诸涵代父签上了诸乐三的大名，陈寿荣代曾祖父签上了陈介祺的大名，吴长邺代祖父签上了吴昌硕的大名，英若诚代父英千里、祖父英敛之签上了大名。
一枚枚带有“贺港澳回归祖国”的肖像印邮封，又留下谁的大名呢？韦韬代父签上了茅盾的大名，田大畏代父签上了田汉的大名，叶至善代父签上了叶圣陶的大名，梅葆玖代父签上了梅兰芳的大名，潘公凯代父签上了潘天寿的大名，廖静文代夫签上了徐悲鸿的大名，邹佩珠代夫签上了李可染的大名，胡絜青代夫签上了老舍的大名……这几代人的心愿，就这样被镌刻在一件件的艺术珍品之中。
香港、澳门被隔离了一个半世纪。几代中华儿女就想它、爱它、记它了一个半世纪。港澳回归“洗雪国耻 圆梦百年”，其艺术作品就是在“圆梦百年”中所诞生。它一头连着“虎门销烟”的熊熊烈火，一头连着“春天的故事”那动人的旋律。它从“百年潮”中走来，它是复兴之路“中国梦”的艺术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作品无论是什么样式，无论篇幅是大是小，即便是一个签名，也值得我们珍惜与怀念，因为一大批先生早已离开了人世。
1997年春，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夕，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相继在济南山东美术馆与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情系港澳神州万里行艺术珍品展”，拍摄了电视专题片《夙愿》（该片1997年荣获原国家广电部“星光奖”一等奖）。
2000年4月21日，“港澳归来”地理艺术图卷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入典藏，廖汉生、雷洁琼、任继愈等先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捐赠仪式。
2007年6月29日，为纪念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了“大师情——胡孟祥书画珍藏展”。铁凝、金炳华、张健、陈建功等中国作协的领导出席了开幕式。至此，我的“圆梦百年”画上了句号。
运河诗篇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一代代中华儿女围绕着“美丽中国”圆着同一个梦。在我看来，神州大地最具代表性的“彩梦人”是徐霞客。徐霞客倾其毕生精力，徒步考察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位“千古奇人”一直是我效仿的楷模。
2000年，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又绘制了一张中国大地图《携徐霞客远行》。我从山东潍坊启程，身背行囊，直奔徐霞客故里江阴市南阳岐村。南阳岐村坐落在长江南岸，阳春三月，盛开的油菜花似金色的地毯铺满大地，古老的胜水桥屹立在徐霞客故居门前。我观故居，拜墓地，访后人，留下了《徐霞客故里行》短诗一首：
胜水桥头一叶舟，
离别老母八方游。
船打太湖运河水，
金沙江畔溯源头。
激流勇进闯滩险，
浪迹天涯不言愁。
一生漂泊江湖上，
千古奇人唱丰收。
自此，我踏着徐霞客的足迹前行。南下无锡、苏杭，北上扬州、津京，留下了《我是运河一把桨》：
我是运河一把桨，
乘风破浪游四方。
走过长江水，
穿过黄河浪。
孔孟之乡寻圣贤，
泰山绝顶迎朝阳。
我是运河一把桨，
乘风破浪游四方。
走过盂城驿，
穿过沙家浜。
洋河古镇饮美酒，
瘦西湖畔赏月光。
我是运河一把桨，
乘风破浪游四方。
走过微山湖，
穿过临清巷。
津京城内访好友，
苏杭扬帆游天堂。
我爱运河水，因为运河是一条母亲河，也是我的一条家乡河。
进入21世纪，我的家乡鲁西北连年遭受大旱，就连乡亲的饮水都成了问题，母亲临终留言：“孩子，只要有条件，就给家乡打眼井。”为了实现老母的遗愿，我自筹资金10万元，为家乡打了一眼深井。2002年春，当清澈的泉水流进父老乡亲的家门时，我眼含热泪来到母亲坟前：
泉水甜，井儿深，
继承母愿报养恩。
儿走千里父挂牵，
天涯海角恋乡亲。
都说月是故乡明，
村是港湾家是根。
但愿溪水荡清波，
地满硕果乡满金。
大运河呀你风情万种，是您给了我的爱！
“掌印”天下
2001年春，我再次来到徐霞客故里。这次出行，改变了我的心路历程。
众所周知，徐霞客是我国久负盛名的地理学家，但他最显赫的头衔还是旅行家，被后人尊称为“游圣”。当我第二次来到徐霞客故里时，萌生了一个奇特的念头：徐霞客徒步走遍大半个中国，为何没留下一个脚印呢？在别人看来，这真是“异想天开”！我却由衷感叹：遗憾啊遗憾！为了弥补这历史的遗憾，我要去“掌印天下”。
在我国传统观念中，按指印就是“画押”，“画押”是件很严谨的事，人们绝不会随意“画押”，它代表着人们的意志与愿望，并且还暗藏着个人隐私。更何况，我不是让人按指印，而是要征集掌印。这能办得到吗？
人世间的事很难预料。2012年春，我去京城拜访乔羽先生，在方庄小区，听一位大嫂说，这里住着一位名人，是当年修建红旗渠的总指挥，名叫杨贵。我一听“红旗渠”3个字，眼前顿觉一亮：“啊，红旗渠，多么好的一个选题啊！红旗渠是一项工程，更是一种精神，为何不去掌印红旗渠的建设者呢？”想到此，我立刻去拜访杨贵。
上世纪60年代初，杨贵担任河南省林县（现为安阳地区林州市）县委书记，当年“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创举，就是由他来指挥的。红旗渠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6月竣工，用了近10个年头。10年间，林县人民凭着锤、钎、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1250座山头，凿通211个隧洞，架设152座渡槽，修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这真是人间奇迹！当年的杨贵风华正茂，如今他已是白发苍苍，年逾八旬。当他听说我要去林州“掌印”红旗渠的建设者，老书记满面笑容，与我合影留念。
离京返鲁后，我携带丈二匹宣纸连夜兼程，途经安阳孤身来到了林州。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红旗渠纪念馆。在纪念馆内，我被一组“凌空除险”的模型打动了。只见悬崖峭壁间垂挂两个身影，他们腰系绳索、手持撬杠在凌空盘旋作业。我向讲解员打探，原来模型中的两个人原型就是“除险英雄”任羊成与他的农友秦来吉。任羊成当年的事迹曾传遍太行，他两次死里逃生，至今当地仍流传着一句俗语：“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
参观完红旗渠纪念馆，我又赶往红旗渠青年洞。青年洞是红旗渠的咽喉工程，也是总干渠最长的一个隧道，坐落在太行山腰晋冀豫三省交界处。我登上高高的青年洞，放眼波光荡漾的渠水，犹见“万把钢钎战太行”的动人场面：
太行垂天固清流，
万把钢钎点林州。
愚公引来漳河水，
一道峰巅飘彩绸。
红旗渠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中国建设史上的“人工天河”，引起了海内外的瞩目。那么，“红旗渠精神”该如何传承呢？我想到了掌印。掌印记载着历史，掌印传承着精神，掌印铭刻着辉煌。可又一想，红旗渠经历了半个世纪，建设者们还有多少人健在呢？人之掌印需要抢救。抢救掌印，就是抢救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啊！我深感时间的紧迫。
在林州的日日夜夜，我走村串户，几天下来跑遍了大半个林州，走访了村民近百人，征集了红旗渠建设者们的双掌印16个，其中包括时年83岁的“除险英雄”任羊成。
返回山东后，我凭借对红旗渠的犹新记忆，创作了一幅高2米、宽1.4米的手指画《亮掌太行山》。还在丈二匹的宣纸上笔绘一条长3.6米的彩带，彩带既象征着红旗渠，又寓意着太行山峰。作品的上下分别题书着我的自撰诗两首。上写：“红旗渠水飘半天，胜景画图民为先。劳动人民一双手，描得太行巍巍观。”下书：“英雄史诗看今朝，一条银河悬空飘。愚公彰显云霄志，铁锤钢钎塑神雕。”
时隔半月后，我驱车再次来到了林州，特请老英雄任羊成在《亮掌太行山》的指画上加盖双掌印。自此，我与劳动者共同创作的“掌印指画”便产生。
接下来，我携带丈二匹指画《掌印雷锋山》与地理艺术图卷《雷踪锋影》，走湖南、去四川、奔浙江、赴东北、上内蒙古、进京城，往返数万里，不仅“掌印”了24位历任雷锋班班长，还“掌印”了雷锋生前学习的榜样，雷锋生前的战友、雷锋辅导过的学生、雷锋的传人，雷锋的堂兄、堂弟与义弟，以及雷锋纪念馆馆长，雷锋学校的部分师生等。
一幅以“梦之缘”为主题的《掌印雷锋班》书法艺术长卷，是我经过数月跑了全国十多个省市才实施完成的。该作品高3.6米，宽1.5米，上有我的总题款，下有我的诗书：
双手掌印雷锋班，不觉走过五十年。
半个世纪春秋月，一面旗帜代代传。
双手掌印雷锋班，革命战友情绵绵。
五湖四海皆兄弟，迹伴雷锋史无前。
“掌印天下”就要走遍天下。我的身影都留在了何处呢？留在了大庆，留在了唐山，留在了瑞金，留在了高密。在大庆，我留下了《铁掌风云》；在唐山玉田，我留下了《唐山十三掌》；在瑞金桔林村，我留下了万里长征老红军双足印；在高密，我留下了《掌印莫言家族》等。
我用一年的时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去“掌印天下”。高占祥同志在《红高粱三部曲》的序言中，对掌印作了如此评价：
掌印天下，天下掌印。纵观人类上下数千年文明史，手足之印记，遍布世界各地。手足，承载着人类血脉之渊源，张扬着民族之亲情，精神之魂魄，文明之辉煌。可以说，每一印记，都是人间一个奇迹，它所涵盖的人文气息，从古至今，由中及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天大”的事，又有谁能够想到把它系统而艺术地征集下来并编著出版呢？
丹霞一梦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时，把一个伟大的中国梦昭告天下：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中国梦的提出，引起我深深的思考：“我用八个年头进行‘情系港澳万里行’，不就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吗？不就是展现了‘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吗？这不就是‘中国梦’吗？我用一年的时间去掌印红旗渠，掌印雷锋班，掌印铁人钻井队，掌印长征老红军，不就是为了传承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和长征精神吗？这不也是为了圆一个‘中国梦’吗？”中国梦就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了我的心田。
正是在中国梦的感召下，一个“彩梦中华”的文化活动在我的心头萌动。我用2012年绘制的一张“图行天下望家园”的中国地理图，经过重新创意，改成了“彩梦中华”地理图。这张地理图让谁开笔题写总款呢？我想到了革命老人王定国。2013年3月的一天，我携带“彩梦中华”地理图，赶赴北京，走进了王定国的家门，我请王老在地理图上题写总款。老人先在一张纸上试笔，然后一挥而就，“彩梦中华”四个字落在了地图正前方。随后，我又赶往著名诗词作家石祥的家。我请石祥在地理图的两侧题写了联句：“彩梦中华民族愿，伟大复兴人和天。”
在“彩梦中华”的万里行途中，我创作了一首《彩梦中华》歌：
中国梦，梦中华。
彩梦中华万里霞。
祖国地图肩上挎。
一条大道访百家。
中国梦，梦中华。
彩梦中华万里霞。
神州大地洒足印，
一片寸心装天下。
中国梦，梦中华。
彩梦中华万里霞。
霞光照我人生路，
一座景观尽描画。
写下《彩梦中华》歌，仍不尽意，我就在六尺宣纸上作画一幅，题目就叫《彩梦中华》。这幅高约两米，宽约一米的绘画作品，上半部丹霞曜日，下半部画有两只昂首挺立的金鸡引颈高歌，金鸡下方红岩垒垒，光照大地。丹霞，辉日，金鸡，红岩，上下贯通，光芒四射，给人以遐想……
我的“丹霞一梦”到此并没有结束。我想到了用陶瓷的窑变，来表现“彩梦中华”的这一主题。记得15年前，我自山东出发，曾五次去景德镇拜访陶瓷大师周国桢先生。我与周先生谈陶瓷，说艺术，交流“天人合一”的思想。最后一次周先生说：“咱俩别只谈，你也动手做做。”“不瞒您说，我也做了两件。”“拿来我看看。”真没想到先生主动提出要看我的作品。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携带创作的两件陶瓷作品，来到了周先生的家。这两件作品均是瓷罐。一个瓷罐的顶端我用手捏制了几朵玉兰花瓣，借用的是插花艺术。另一个瓷罐周边我用陶泥捏制了一堆浮雕牡丹，瓷罐口端的左边捏制了一只金鱼，右边捏制了一只青蛙。周先生观后，说：“你出手不凡啊！一个瓷罐把我们景德镇的彩釉都用上了，你是怎么创作的？”我详细地向周先生作了回答，并向周先生讲明想到景德镇陶瓷学院去学习。周先生听后说：“你不要来陶瓷学院学习，那样你就做不成了，他们做的程序跟你不一样，你要按你的想法去做，怎么想的就怎么去表现，走自己的路。”“我想拜您为师，跟您来学习。”先生听后笑了。这笑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先生乐意收我这个弟子吗？直今天我才真正明白：在我刚刚起步时，周先生已经给我指出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通往成功的“走自己路”的宽广大道，周先生不就是引导我走向成功的真正导师吗？遗憾的是，这一别就是15年。
今年初春，我自潍坊启程，驱车数千里奔赴景德镇，去圆我的“丹霞一梦”。到达景德镇后，我想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周国桢先生。不难设想，15年的变化，周先生的原住址已变成了一片高楼，住宅的电话号码也早已改变，唯一的希望就是去周先生的原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经打探得知，周先生的女儿周芳在陶瓷学院任教。我到达景德镇的第3天，总算与周芳教授取得了联系。当日就做出了安排，时隔十余年之后，我又与周先生见面了。
这天，景德镇下起蒙蒙细雨，我冒雨走进了周先生的家。周先生已有84岁的高龄，看上去身体不错。我取出近年来出版的画集与文集赠予先生，周先生也用画刊与年历相赠。我把随身带来的“彩梦中华”地理图铺在客厅内，请先生在此题书。周先生在地图的中间写下六个字：“我们的中国梦”。临别前与先生合影留念。
离开了周先生的家，我又赶回制作瓷板画的一间小屋，这间小屋与烧窑处同在一院，是由一个姓刘的小老板来经营的。他来自江西九江，夫妻两人带着两个孩子，经营着烧制瓷板的生意。我与这位小老板相识三日，作画与饮食都在这间小屋。小屋仅有5平方米大小，每天与泥土打交道，浑身上下像个土人。环境的艰辛并不觉苦，因为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有那么一天，我创作的瓷板画经过窑变能给我带来一个惊喜，圆我一个“丹霞梦”。
小刘老板待人热情，对我的创作竭力相助。我把当日见到周先生的事，告诉给他，他闻讯后说：“我们只听说过周国桢的大名，没有机会去拜访这位陶瓷大师。”又说：“你搞的浮雕指画与泼釉重彩是个新东西，景德镇不搞这个，你还用泥浆写字，这样搞风险很大。”我说：“风险不等于失败，风险中孕育着成功。”
自此以后，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又两次去景德镇，创作大小瓷画约80件，其中包括瓷板画，瓷板书法，小动物彩塑，小瓷壶彩绘等。其中一件瓷板画作品比较满意，它融山水、花鸟、人物为一体，泼彩与绘画相结合，通过上千度高温的窑变，其色泽鲜艳，格调清新。该作品只用了半个小时，画前没有构思，是一件“随心所欲”的即兴之作。这件作品先有画，后有词：
红韵丹霞一梦圆，
遂了平生意十年。
瓷都寻梦千万里，
圆我窑变歌江山。
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我的“梦想作家”“圆梦百年”“运河诗篇”“掌印天下”“丹霞一梦”，都是通过双脚“走”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用实践来实现的。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中国梦的感召，“彩梦中华”之历程就不存在了，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中国梦的提出，“彩梦文化”的命题也无从谈起。
“彩梦文化”之追踪
“彩梦文化”是一个新的命题，它是怎样引发的呢？这要从习近平同志的三篇文章说起。先说《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我用杜甫的两句词“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来表述我对该词的阅读感受。
该词从“魂飞万里，盼归来”开头，到“会它千顷澄碧”结尾，自始至终充满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一句“百姓谁不爱好官”的发问，呼唤出“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焦裕禄。接下来，作者在对焦裕禄“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的赞扬声中，展现了作者“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的壮志情怀。“会它千顷澄碧”是全篇的最大亮点，它词中有画，画中有声。这词画之胜景来自何处呢？很显然，它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的“涓滴”之波澜，注入了作者之心田后才荡起“澄碧”之千顷的。这“千顷澄碧”浩浩荡荡，撞击着“绿我涓滴”的胸怀。“涓滴”润我心啊“澄碧”连霞天。于是，一个“彩梦文化”之命题，在我心头荡漾……
我拿起笔来，写啊写，一写就是百幅。我把《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书法作品，分别寄赠部分省市领导同志。我多么希望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习近平同志那样去践行焦裕禄精神啊！让我欣慰的是，寄赠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的作品回信了。随函还寄来一个收藏证书，鲜红的封面烫着金字，内写：
胡孟祥先生：
您捐赠的习近平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已被我馆永久收藏，编号：jy00041。特发此证，并致谢忱！
落款处盖有一枚鲜红的印章：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 2014年6月10日。
在《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的感染下，我和韵一首《念奴娇·黄河儿女》：
黄河儿女，
齐奋起，
步伐响彻大地。
谁是英雄谁好汉？
是他是我是你。
继往开来，
创造奇迹，
历史永铭记。
中国梦想，
高举复兴大旗！
朗朗乾坤日月，
励精图治，
拥抱新世纪。
伟大民族东方立，
五洲皆为兄弟。
和平发展，
同舟共济，
海内存知己。
造福于民，
会它山河常绿。
另一篇文章是《忆大山》。我是今年1月中旬在《齐鲁晚报》上看到的。开始读时，我就在想：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上任伊始，为何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贾大山呢？我带着一种疑惑在文章中寻找答案。当读到“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时，很显然，是文化使两人走到了一起，两人初次见面都谈了些什么呢？文中有所交代：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
贾大山面对这样一位当官不像官“无话不谈”的朋友，临别时，他紧紧拉着习近平的手不愿放开：
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热泪盈眶。是什么原因让我产生了如此感受呢？我百思不解，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文之化人”的缘故吧？这再次证明，文化的能量是巨大的，它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务高低，甚至不分国界，在文化面前人人平等。
《忆大山》文真情厚，意切心诚。二人忘记了身份，忘记了职务，留下的只有大善大爱的人文情怀。要知道“中国梦”从何而来，不妨读一读《忆大山》。正是：
大山遇知音，一生都幸运。以文交好友，留下两颗心。
再一篇文章是《我是黄土地的儿子》。文中说：“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文中引用了郑板桥的名诗一首：“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是郑板桥的这首《竹石》诗，在习近平的笔下，只改动了六个字，便成了一首富有新意的“公仆歌”：
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与《忆大山》一样，是用平常心写的平常文。但就是这种看似平常的文章，却让读者读出了不平常。最使我动情的是文中的两句话：“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黄土地的儿子啊，有着高天厚土的情怀：
黄土地的儿子啊黄土地的秧，
黄土地的窑洞是家乡。
黄土地的水啊黄土地的粮，
黄土地的百姓是爹娘。
天天吃的是百姓饭，
岁岁闻的是五谷香。
衣食父母常挂牵，
群众冷暖记心上。
陕北高原一棵苗啊，
全凭黄土来培养。
足迹洒向黄土地啊，
根扎黄土我成长。
要为人民做实事，
大道走辉煌。
读罢《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让我想起了中国梦，中国梦到底是什么呢？习近平同志满怀激情地说：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群众，这就是产生“中国梦”的思想基石，“彩梦文化”就植根于其中。“彩梦文化”伴随着“中国梦”的脚步挺进，向着阳光，向着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