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由文化部艺术司主办、中国文化报理论部承办的2014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艺术研讨会（歌剧、音乐会组）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举办。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吕育忠，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董事长、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宋合意与评论组专家张振涛、陈原、王立民、于庆新、陈乾、许京生等以及部分参演院团主创人员代表与会研讨。会议由文化部艺术司艺术研究处处长周汉萍主持。

    吕育忠（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从8月21日开始国家院团各自展现了风采，得到各界的好评。我们也创新工作模式和方式，组建了知名艺术家、评论家和观众代表组成的评论小组。我们想营造艺术讨论的氛围，起到为国家艺术院团的发展建言献策的作用。同时也希望能通过艺术评论引领风气，让更多的人关心艺术生产，关心时代精神的发展，以提高民族的审美能力。艺术家和评论家应该是共生的关系。一个时代的艺术要全面繁荣，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整体生态。文艺创作的繁荣，离不开健康的艺术评论及其提供的理论的支撑。

    艺术评论的作用是二维的，既有肯定艺术作品的历史地位，将其经典化的一面，也有提出艺术作品的缺陷，使之修改提高的一面。一段时间以来，艺术评论里批评的因素相对较少，说好话、唱赞歌的多，进行严肃的艺术分析、判断的少，这方面各界反映比较大。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艺术家与评论家的共生共赢的良性关系，评论家在艺术创作全过程的积极参与，在彼此探讨中，在互相激发下共同进步，当时艺术界的整体繁荣，评论家功不可没。艺术评论代表一个时代从事艺术活动的见识和良知，有艺术评论参与的繁荣才是完整的艺术繁荣。我们希望各位评论家和院团创作者面对面切磋交流，畅所欲言，把我们这个研讨的目的真正落到实处。

    宋合意（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董事长、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文艺批评是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文艺评论，对推动文艺创作，对促进舞台繁荣和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对群众更好地欣赏文艺作品，都有很大作用。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关心文艺评论工作，中宣部、文化部等部门都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公众期待更多高水平的文艺评论，这也对《中国文化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更加努力。最近，报社理论部开设了“艺海问道”文化论坛，邀请专家学者和评论家、艺术家，就艺术领域里一些话题和热点现象进行多样化的研讨，就是最新的努力。

    2014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文化部在设立评奖专家组的同时，也设立评论专家组，这是落实中央有关精神，促进艺术评论与国家级艺术团体舞台实践良性互动的重要举措。作为文化部所属媒体，我们对此有高度共鸣，也十分乐于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推动艺术研讨，并为相关理论、评论成果展示和学术交流提供平台。

    周汉萍（文化部艺术司艺术研究处处长）：下面请专家发言，希望大家谈谈真知灼见，主创人员也可以讲一讲自己的创作的初衷。

    张振涛（中央民族乐团原副团长）：国家艺术院团乃至人们指责的所谓“艺术界”，并非都是沸沸扬扬、浮躁不宁，还有相当一大批艺术家，不事虚嚣，踏踏实实，在那里积累着能够代表一个国家艺术实力的惊天大剧。

    原来在歌剧史上读到的《尼伯龙根指环》，是一部一般人不敢碰触的“庞然大物”，包括《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众神的黄昏》。演出总时量需要一个星期，每天4小时。谁敢动这个心思把它搬上中国舞台，谁敢碰这个非具备足够的人才、智力、财力、国力就绝不敢动手的“恐龙”。而今，中央歌剧院已经拿下了其中两部《女武神》、《齐格弗里德》。此举此剧，不但说明了中央歌剧院的气魄，而且说明了国家艺术院团所体现的综合国力的强大。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敢碰瓦格纳的“乐剧”，中国人敢，而且呈现得这样好，这样精彩，这样到位。

    陈原（人民日报社政文部主任记者）：中央歌剧院的两台歌剧，一个是贝多芬唯一一部歌剧《费德里奥》，还有瓦格纳《尼伯龙根指环》三部曲的之三，我觉得的确水平很高。俞峰院长说，一流的歌剧院就应该演一流的歌剧，我有共鸣。从这几部杰作做起，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向世界著名歌剧院接近，要坚持下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交响乐团给我震动也很大，在李飚的带领下时间很短提升这么快，整个乐团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世纪之舞》的打击乐在交响乐里面用得淋漓尽致。大型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演出过后再上舞台很难，用交响音乐会的形式把它延续下去是个很好的路子，中央歌剧院基本把《复兴之路》最精彩的部分演了出来。中央民族乐团的《印象·国乐》、《国风绕梁》、《丝绸之路》不仅观赏性强还有趣味性，他们很强调为大众服务，讲究通俗易懂，并把民族音乐里面很多绝妙的东西显示了出来。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现在媒体已经走入网络和纸媒融合的阶段。我们现在在《人民日报》写文章，不仅给纸媒写，还给人民网写，还给微信公众号写，这对我们语言的风格有很大影响。国家艺术院团在未来必须跟多媒体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出卖版权，而是扩大影响力。纸媒已经感到危机重重，艺术院团也要扩大影响力，应该把包括微信、微博、网络、地铁、公共汽车上的电视，都利用起来。由文化部统一把几个院团集中起来统一展示，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提升传播效果。

    王立民（中央歌剧院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作为一个歌剧的老演员，作为一个评论员，我感觉整个国家艺术院团在这次展演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从设计策划到舞台展示，方方面面都具有代表性、导向性，看了以后很震撼。

    中央民族乐团的《印象·国乐》整个构思很奇妙，声光电变化万千，吹拉弹奏高端大气，我看了以后马上写了一段文字，其中说：有一种文化叫国乐，有一种历史叫国乐，有一种回忆叫国乐，有一种情绪叫国乐，有一种沧桑叫国乐。

    中央歌剧院这两部戏，在我们中国歌剧史上是划时代、历史性的，把瓦格纳的歌剧引入中国歌剧史，俞峰院长及其团队是开拓性的。我最感欣慰是我们在歌剧舞台上有新戏新人新气象，很多演员小荷露出尖尖角，很多都是80后、90后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交响乐《劳动创造幸福》，看了以后很亲切。这些年来，在舞台上歌颂劳动，歌颂蓝领的好像不是很多。倾情歌颂劳动，这台音乐会是一个创造。

    我在歌剧院已经将近30年，过去有句老话十年磨一戏，今天这个信息社会瞬息万变，十年磨一戏，从市场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艺术作品的产生，像西洋歌剧发展了400多年，创作出几万部歌剧，而沉淀下来的，也只有几十部而已。我们每年或者每两年搞的艺术展演推出的这些剧目，不能说演完了以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应该千锤百炼锻造精品。一个东西要成型，要震撼人的心灵，一定要规格严格，你的唱、你的手眼身法步，每一个旋律、每一个吐字都要功夫到家。功夫有没有，一张嘴、一个水袖就能看出来。

    王湖泉（中央歌剧院国家一级导演）：中央歌剧院这几年的创作，基本上都是比较大的作品。瓦格纳这三部戏，每一个相当于别的作曲家两部戏的量，工作量在那儿，但是针对排练的时间，还是那么短。其实中央歌剧院这几年不断突破自我，勇攀高峰，和国际接轨，想打造国家一流的院团形象。但我们的排练时间太短，真的太短。院团招募了很多签约的演员和演奏家，得挣钱养活这些人，不可能把创作时间留得很充分，因为要走市场，每年我们还都要有三台新剧出来，压力很大。

    刘麟（《木兰诗篇》和《中国梦随想》的词作者）：立民说十年磨一戏，《木兰诗篇》经过十年还能演，还具有生命力，作为一个作者，我感到很高兴。当初提出搞木兰题材的作品时，已经有地方戏、有好莱坞的电影了。我们用歌剧形式怎么表现？我就反复读北朝乐府《木兰诗》，一句句读，从字里行间读，一共六十几句，一开始我读它的语言的简洁、结构的严谨、叙事风格的质朴，到最后我从字里行间读出来，60多句里面只有一句写战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样我读出了中国的国民性，中国人不愿意残酷的战争发生在这块土地，不愿意描述战争的残酷！读到这儿，我豁然开朗，我觉得这部戏的主题应该是呼唤和平！

    歌剧的民族化，我也深有感受。《木兰诗篇》进维也纳金色大厅以后，我作为一个作者，被请到包厢，看维也纳交响乐团、维也纳国家爱乐合唱团表演。他们一开口，我震惊了，为什么？他们完全用汉语拼音在唱合唱，我完全听得懂。我感觉很多我们的创作者，把自己的母语丧失了，写出来的东西，语汇结构是西方的。在《木兰诗篇》里边，作曲家用了中国民族的东西，以这个为核心。一开始就带着浓郁的河南地方风味，就是戏曲里面提炼的东西，中间的完全就是中国化的东西。经历十年磨炼，今天重新上台，作为一个作者，非常感动，也非常庆幸。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天空。

    国交展演的《中国梦随想》，我感觉作品的面貌还没有完全出来，就给评委去评论了。这个作品应该更成熟一点。原来我搞音乐文学，很多作家邀请我写中国梦，我婉言谢绝。去年的秋天，关峡跟我谈《中国梦随想》交响合唱的创作，我同意了，我说这个事情值得一干，为什么？作为中国梦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是发自于我们人民内心的一种感情，这个东西不是写一个小歌、说几句话就能负载。

    于庆新（《人民音乐》高级编辑）：在文化部主办的演出季，我比较多、比较系统看节目还是第一次。我感觉确实体现了几个方面，一个是立足传统，还有一个就是中西兼顾，还有努力创作推出新人。这些节目确实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准。另外，文化部对评论的安排，也体现了对创作的重视。

    我觉得创作本身是一个国家音乐事业发展的龙头。这几台节目当中，创新的节目居多。《印象·国乐》最开始有争议，我开始坐在那儿，前半个小时，脑子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乐团本身要靠音乐说话，演奏家靠你的演绎来说话，都站起来说话，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当时就这么想。但是随着整个音乐的高潮迭起，加上各种声光电、舞美，我就被打动了，甚至到最后掉泪。我就想，一个艺术，成功不成功标准是什么？最重要就要打动人心，让你感动，让你流泪。中央民族乐团既高雅，又不脱离群众，注意通俗，又不低俗媚俗，这条路特别值得肯定。

    赵东升（中央民族乐团著名作曲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央民族乐团从前些年到现在有一个发展历程，团内和团外都有目共睹。这些发展，这些成绩，跟我们听到的评论家、观众的反馈有密切联系。我们有时候也在反思，我们过去可能走了一些弯路。其实民族音乐，更容易被中国的观众接受，之所以我们以前没有很多观众来关注国家一流的民族乐团，原因就是我们本身没有做好。以前流行一句话，民族音乐就是老三篇，什么《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十面埋伏》这些东西。确确实实我们民族音乐的经典非常好，但是有些东西要具备一定的时代性。如果抛开这个东西，我们老抱着老祖宗的饭碗，这个饭就会变质。

    我们调整方向，近几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的定位是这样，要保持你的艺术性，要保持你的思想性，保持“两性”的情况下，一定要跟观众密切结合起来，就像一盘菜，一定是色香味俱全，一定要本着好听、好看、好玩的原则来设计和创作！

    许京生（国家图书馆干部、观众代表）：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代表参会，谈谈自己的感想。首先说《印象·国乐》，这个节目形式比较新颖，演出的技艺也很高超。我认为作为普通观众，是认同这种形式的，视觉的效果也超出预想，以前音乐会的演出服装比较单调，清一色的演出服，现在演员穿上更民族的服装，这种形式很好。这台节目让演奏者说话，这个创新不错。

    第二个说说《中国梦随想》。序曲多声部呼应，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种颤音共同营造一种梦幻的气氛，给人比较深的印象。第二乐章《海天筑梦》，长笛与簧管乐器交替配合，表现出高原儿女欢快喜悦的心情，合唱表现出中华儿女宽广的胸怀。第三乐章就是在旋律和声节奏等方面加入许多比较时尚的元素，使乐队具有时代感很强的朝气蓬勃的气氛。

    陈乾（《中国艺术年鉴》编辑）：我上学期间做过一些关于文化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展演的研究，对这个展演有特殊的感情。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文化部主办全国音乐周，引发了国内音乐展演热，各个城市的音乐季活动遍地开花，如“上海之春”“哈尔滨之夏”等，每年都有丰富的演出，推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2014年国家艺术院团的演出季，我想对两部戏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先说东方演艺集团《劳动创造幸福》。这个节目让我想起一个很老的话题，就是群众歌曲和大众音乐生活的关系。顾欣董事长说要跟市场结合，跟群众结合，跟听众结合，这可能是东方演艺集团的作品非常接地气的原因。以劳动为题材，看起来是新的，其实是一种回归，上世纪50年代歌颂劳动的作品十分繁盛。对劳动和对劳动者的歌颂，就是让音乐回到本质，回到群众的生活，回到社会劳动。音乐有其功能性，政治功能不可回避，但是弘扬主旋律和让更多人接受并不矛盾。

    瓦格纳的作品采用北欧的神话，时间长，人物多，瓦格纳也用了很多错综复杂的符号，编排这个作品，更甚于法国和意大利歌剧的难度。

    瓦格纳以哲学家自居，而《尼伯龙根指环》又是最能代表瓦格纳式思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对演职人员的要求是何等严苛！瓦格纳以交响乐思维写歌剧，将人声和乐队完美地结合，而管弦乐团的作用除了营造气氛、推动剧情之外，更多的时候像是扮演了电影中旁白的作用。管弦乐展现出解读者的姿态，它是整部戏中歌唱和戏剧在衔接、融合之时的引领者和润滑剂，是瓦格纳交响思维最直接的体现。由俞峰先生担当指挥的管弦乐队阵容强大，将整部歌剧的戏剧表现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伍嘉冀（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作曲家）：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歌颂劳动这个题材？因为东方演艺集团是一个改革开放试点，跟其他社会团体合作，合作单位是北京市总工会，他们本来想搞一台庆祝节日的演出，想得很简单，是要写一个主题歌。但后来深入探讨的时候，就发现，目前真正关注劳动者的歌曲创作非常非常少，这是空白，我们决定填补空白。

    本来如果搞一台文艺晚会，唱唱咱们传统中耳熟能详的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但我们一分析根本不对。我们上学时候的歌曲的语体，包括音乐语言，让现在的工人去唱，他是从心里唱出来的吗？现在的劳动者面对的是社会改革、时代进步，是释放生产力，使我们国家达到世界的NO.2。这一过程当然很复杂，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要不要歌唱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劳动者？

    我们不是简单重复过去，是一种坚定的创新。内容上的创新在哪儿？举两三处。第一，就是咱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回归到劳动人民队伍里，但是有歌吗？没有。工人农民抡着大锤干活，好写，有艺术形象。知识分子的形象表现起来则有一定难度。我们这次有写知识分子的歌，叫《我想对你说》。第二个，就是真正写打工者的《京城望月》。创新是在哪儿？本身是信天游的风格，但如果只是信天游，比较悠长，或者有点悲伤，这个力度不够，我把信天游和秦腔结合起来了。我特别要强调《中国造》，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的NO.2，就靠中国造。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跟政治有关系，但更深是民族的基因造就，早晚有一天会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下兴旺起来，《中国造》涵盖了这个意义。

    我从毕业到现在，几十年来什么都写，交响乐、流行音乐全写，但是《劳动创造幸福》是我感觉特别淋漓尽致的一次，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当过4年工人，有生活体验。

    吕育忠：今天的会开得非常成功，专家们不仅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也对各院团的艺术创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一定认真总结这次研讨会的成果。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杨晓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