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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堂书画录》往事
画文人画终究要用减法
送给自己
艺术家的“知己有恩”




 中国文化报 >  201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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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堂书画录》往事

    《大风堂书画录》

    万君超校注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7月版

    苇渚醉渔图 唐寅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万君超

    在民国书画鉴藏家中,吴湖帆与张大千究竟哪个眼光更好?或许有人认为,张大千当年伪赝的梁楷《睡猿图》既然能够骗过吴湖帆,那应该是张大千比吴湖帆更厉害。其实未必。如果将吴湖帆《吴氏书画录》中所著录的书画,与张大千《大风堂书画录》所著录的书画作一个整体的粗略比较,不论是藏品的质量、数量,还是藏品真伪比例,吴湖帆均要明显比张大千胜出一筹。

    张大千在敦煌和榆林的两年零七个月时间里,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在谢家孝的《张大千的世界》(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1月版)一书中,他曾亲口对谢说是“五百根金条”。后来在李永翘的《张大千全传》(花城出版社1998年4月版)一书中变成了“五千两黄金”。一般来说,金条分为一两制和十两制两种。李的“五千两”就是说“五百根金条”全部是十两制。其实,张大千在敦煌的两年零七月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细账目或是资金使用记录,也就是说起初既没有什么预算,到最终也没有决算。他当初想去敦煌之前,先举办了几次画展卖画筹钱,后来还向成都一家私人钱庄贷款,但究竟先后贷了多少,今已无法考证。后来有谣传说“张大千拖垮了一家钱庄”,这确实有点夸大其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张大千应该不是一次性向钱庄贷款“五百根金条”的,或是陆续借贷和还贷的。他白天临摹壁画,晚上则尽力作画,然后陆续寄回成都托人出售。他曾经夸下过海口:“不搞出一点名堂出来,就绝不回来。”当初他以为在敦煌两三个月,最多半年就应该可以回去了,但绝对没有想到竟然要用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

    当张大千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回到成都后,已发觉自己债台高筑,几近“破产”。但借人钱总是要还的。他即想到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展品是非卖品,但要卖五十元(法币)一张的门票。当时有人向张大千提出五十元一张太贵,许多人因此承受不了。但他拒绝降低门票价格,说自己单单临摹壁画所付出的费用就花掉了十几万大洋,宁可少些观众也不肯降低“门槛”。

    他还出版印行临摹敦煌壁画四十幅的画集,每册三百元。另外,他嘱咐子侄门人将自己收藏的古书画立轴近二百件编为《大风堂书画录》(第一集),此书中著录的书画都是张大千亲自从自己的藏品中挑选出来的。他想卖掉这些书画用以还债,能卖几幅是几幅。经过了大约两三个月的编撰,《大风堂书画录》(第一集)完成。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和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全部是陈洪绶、石涛、八大山人作品)分两期在成都祠堂街的四川美术协会举办《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仍要售五十元一张的门票。但观者如潮,轰动一时。

    但当初可能是由于编书时间匆忙,也可能由于排版时的疏忽,《大风堂书画录》印好后发现错字、漏字、衍字颇多,虽曾用红铅字进行过二十余字(处)的校订,但仍几难卒读。当时由于正处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所以纸张、装帧等方面也不尽人意。当年此书究竟印了多少册,今已无考。它应该不是每个参观者都有的,而是赠送给一些重要嘉宾,或者是购买展品的人才会有,估计当时也就印了三五百册。

    《大风堂书画录》著录的藏品,有真有伪。或许有人会问:“其中的真伪比例究竟是多少?”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具体、准确的数字,因为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该书著录的所有作品。根据我在校注过程中的研究,以及近几年看到拍卖市场上的一些作品,我粗浅地估计书中的伪作或存疑之作大约有20%至30%,也就是说在著录的近二百件书画中,可能约五六十件有问题。我们知道,如果在一个收藏家的藏品中,伪赝和存疑之作超过了一半(50%)以上,那这个收藏家就有问题了。但从上述的比例来看,张大千没有超越“红线”,应属正常。

    但某些有问题的古书画,究竟是张大千自己有意混在其中,还是他当年确实是“走眼”误鉴,或是两种情况都有,真的不好妄下结论。今人谢巍在《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7月版)一书的《大风堂书画录》中有云:“其中是否有赝品,就著录而言无可疑;然据自叙及其友好言,亦有被骗而购下者,又有借去真迹而归还仿制者。”也只能聊存一说。

    在《大风堂书画录》中著录一件唐寅《苇渚醉渔图》轴(今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此图上有张大千四方鉴藏印:大风堂长物、大千好梦、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球图宝骨肉情,可见张大千对此图的珍爱之情。翁万戈先生也认为《苇渚醉渔图》是真迹。但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幅构图几乎完全一模一样的《芦汀系艇图》轴(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这就是典型的“双胞胎”之作。要么一真一伪,要么二者皆伪;此类作品极少有可能二者皆真。如将此二画的芦苇与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寅《震泽烟树图》轴(清宫内府旧藏,徐邦达鉴定为“上上真迹”)中的芦苇作一个比较,则明显可知:张大千旧藏本(《苇渚醉渔图》)和台北故宫今藏本(《芦汀系艇图》),皆是后人伪托之作。古书画鉴定的精深或粗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鉴定(鉴赏)者对实物、文献等信息的了解多寡所决定的。但个人和时代的诸多局限也是任何一个鉴藏家都难以避免的。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民国书画鉴藏家中,吴湖帆与张大千究竟哪个眼光更好?或许有人认为,张大千当年伪赝的梁楷《睡猿图》既然能够骗过吴湖帆,那应该是张大千比吴湖帆更厉害。其实未必。如果将吴湖帆《吴氏书画录》中所著录的书画,与张大千《大风堂书画录》所著录的书画作一个整体的粗略比较,不论是藏品的质量、数量,还是藏品真伪比例,吴湖帆均要明显比张大千胜出一筹。况且,吴湖帆还是碑帖、古籍和古玩的鉴藏大家,而张大千在此方面无法与之相比。吴湖帆出身于江南收藏世家,所以他的绝大多数藏品都流传有绪。梅景书屋还是当时南方一带(尤其是江、浙、沪及广东)的一个古书画交易平台和鉴赏“沙龙”。

    而张大千则多是从市场或他人处购藏,且真伪参半,良莠不一。张大千从二十二岁才开始正式收藏古书画,据说曾经以三千大洋购藏一幅倪云林《岸南双树图》(今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而吴湖帆自幼就受到家庭(家族)收藏氛围的熏陶,在此方面可谓有“童子功”,所以他在鉴赏起点上要明显高于张大千。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吴湖帆堪称是鉴藏界的“盟主”。但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二十余年中,张大千成为了海外华人鉴藏界的“第一人”,这也是事实。而与此同时,吴湖帆其实已是卖家,而不再是收藏家,所以此时两人已经没有了可比性。

    (作者为书画鉴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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