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苹

    2012年，为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红山文化聚落形态考古研究的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敖汉旗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内蒙古敖汉旗境内的3处红山文化遗址（即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四家子镇草帽山遗址、兴隆洼镇刘家屯遗址）进行调查和测绘。5月，在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组特殊的陶片，经过认真比对，他们认为，这组陶片与以往采集的陶片不同，很可能是一个人面部的残片。为了证实这种猜测，考古人员又在发掘点采集到了其他陶片进行拼接复原，最终，一个通高55厘米的红山文化晚期的整身陶人展现在大家面前。

    陶人的出土被专家评价为史前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是中华文化起源研究中重要的新成果，为红山文化乃至整个辽河流域文明的演进过程，包括当时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它的艺术和造型体现了史前艺术的结晶，为论证中华文明5000年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文物修复的过程中，笔者参与了陶人绘制素描图像的工作，在绘制过程中得以全面观察陶人的制作工艺和艺术特征。

    敖汉陶人的体型比较大，高55厘米左右，泥质红陶，贴塑或捏塑制成，里面中空。工艺手法采用筒形罐常用的制作方法之一——泥条盘筑。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当时古人在制作这座陶人时，应该有着这样的流程：先把泥料搓成长条，然后按器型的要求从下向上盘筑成型，按照设想中的雕塑外形形体变化，一圈一圈围筑，再用手或简单的工具将里外修饰抹平，使之成器。而且，我们发现，这座陶人并不是一体的，头部与身体由两部分拼接而成。胳膊与腿部实心，由类似草茎的筋状物加固，由于年代久远，草筋已不复存在，只留下管状印痕。成型后，就开始打磨陶人的外表。他们用骨器和蚌壳类工具进行磨光，最后用黑颜料描眉，画眼睛。最有意思的是陶人的头部造型，戴冠并有装饰物，发髻也是盘起来的，根据这些特征我们推测，这尊陶人的地位应比较独特，似为红山文化晚期王者的形象。

    陶人的制作工艺也令人称奇，很多手法表明，远在5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掌握解剖学的知识。比如，陶人后颈部隐约可见的第七颈椎表现出稍向前倾斜的坐姿，用贴塑手法塑制的瞪圆的眼、厚实的耳朵、短粗的鼻头、呼状嘴唇及用捏塑手法塑制的肢体都符合真实人体的结构。突出的颧骨、凹陷的锁骨、绷紧的小腹，甚至手臂末端的尺骨茎突与手指指甲都表现无遗。而且，在后期绘画与雕塑作品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些人体部位尺骨茎突（尺骨末端在手腕背面小手指一侧圆形的突起）在陶人中都有所体现。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尊陶人还有一个突出的造型特点，就是多孔、各部位相互连通。它的耳孔、鼻孔、口、肚脐都与颅腔、腹腔连通，并且口部做吁气状，这种多孔而连通的设计是目前发现的史前雕塑人像中唯一的一件。结合民族学的资料分析，这尊陶人塑造的应该是一位萨满的形象。萨满的基本概念是信神鬼的存在，人与神之间设法直接沟通，所以，他们认为，有些人有通神的能力，用神法能知道神异的现象，这种人即为萨满。气论即神论，是萨满教宗教信仰的核心学说，萨满们所追求的“气”，是企盼自然界充满宇宙万能之气，为己所得，为己所用。满族萨满神谕文本中提到的“气”不仅要附于头，附于腰间，还要附于全身。敖汉陶人身上的孔恰好位于头部和腰腹，这种设计恐怕不是无意识的结果，而是便于“气”依附。尽管红山文化时期萨满的具体操作方式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陶人身体上的孔洞能承接宇宙之气并引领内气，又通过口部“运气”达到与神交通或治疗疾病的目的。近世赫哲族萨满做法有一套专业的神衣、神帽。神帽是一铁圈，外包皮或布，铁圈的前面有一个小铁神，也确实和敖汉陶人所着之帽有神似之处。

    运用多种手法塑造出的陶人到底有何用途呢？笔者认为，可能与祈雨有关。根据考古材料，可以得到肯定结论的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已经能够肯定虚拟世界的存在。那时，人们以狩猎采集为生，生活供给主要依靠大自然，所以他们会花很多时间从事祈祷大自然恩赐的礼仪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祈雨。考古人员在其他遗址中发现的文物中显示出古人已经懂得祈雨祭祀了。比如，距今7000年前的赵宝沟文化中发现的陶尊上刻画的带有翅膀的动物图案，应该就与祈雨祭祀有关；草帽山红山文化时期发现的石雕戴冠人像与辽宁省牛河梁16地点出土的双手紧握胸前祈祷的玉人，也应该与祭祀祈祷有关。

    综合诸多因素，笔者绘制了兴隆沟红山文化陶人真人复原图，尽可能还原兴隆沟先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在种植或收获的季节，部落萨满或首领，戴着镶嵌玉帽正的皮帽，发辫梳理整齐，双耳配戴玉玦，身穿麻质左衽袍服，饮用小米酒之后，做祈雨驱神或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祭祀活动。而这正是兴隆沟先民对农业丰收的美好祈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