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好
由本刊承办的“回望傅山——十二家书法展”8月底在京举办，受到书法界持续关注。历史研究学者帅好在阅读展览专题后撰文，就“回望傅山”这个主题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作了探讨。——编者
前些天在关注《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的“回望傅山”专题。
一个相对简单的事实是：在草书这一领域，三百年过去了，不管当代人怎样搞，都没有能力达到傅山的高度，为什么呢？
策展人在呼吁今人汲取傅山的精神遗产时，表达了对当今“精神侏儒症”流行病的担忧，牵引出一种跨界的通感——“书法界丧失了与人文学术界的对话能力”。痛快淋漓，让人想起颜元“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是对傅山时代士人风貌的概括。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书画家面临的内心拷问，也许比此言表达得更加复杂、严峻。
傅山（1607—1685，卒年有争议），字青主，通晓经史诸学，兼工书画篆刻，医学造诣高。书法史证明，傅山是中国步入近现代社会之前的最后一位草书大师。
当代书法家林鹏在划分傅山书法三个阶段时，曾引用傅山70岁后《秉烛》一诗，诗中写到傅山半夜秉烛长叹，竟然是因为想到赵孟頫夫妇，甚至到了“想断肠”的地步。林鹏评论道：由于政治原因傅山曾痛骂赵孟頫，到晚年服膺赵孟頫，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好像沿着巨大的旋转阶梯上升，从而才有可能创制出《晋公千古一快》的灿烂草书。为什么会有这个特有价值的转折？林鹏留下“非常耐人寻味”的慨叹，话题转向别处。
回望傅山，须有诚实、当下的思考。
傅山以其生动灵活、变化莫测的中锋，从年轻时呈现的赵、董风姿（林鹏语），到中年时的支离、丑拙（白谦慎语），到晚年神清气爽、奔放酣畅，以点燃自己，开山立派。我们必须找到狂夫傅山所处变局时代推动其观念变迁的内在思想力，这种力量是其始终保持与时代对话能力的来源。
异族入主中原，傅山所处时代并非首次。但由于宋明理学对道统观念的强化，清朝的建立，对儒生不仅意味着道统断裂，还演化为天崩地裂的“亡国”。傅山78岁的人生，被王朝变局劈成两段。思想史上，我们难以将傅山的一半搁在明朝的体制内概述人格学问，一半搁在清朝的疆域下痛陈遗民情怀。
傅山一生，在行动上的反抗可谓彻底，但真正促使其提升书法变化的基础，应该是明亡前在研读传统学问、质疑各种局限中练出的自由心智。傅山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如何先生传》，尽抒对儒释道墨禅的追问。
这篇文章反映各种学理背景在其内心深处的纠结，在已经发现传统学问的局限，又无法厘清学问之间的取舍前，傅山拒绝向任一门宗递上自己的投名状。有人举证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或东方朔的《非有先生》与傅山的因缘际会，其实，对当代青年来说，读一下北岛的著名诗篇《我不相信》，你会找到某种默会傅山思维的维度。
因为对儒释道墨禅皆无全身敬奉，傅山才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也可以说，针对传统经典的质疑，是傅山通往心灵自由的闸门通道。在知识积累愈加多元丰富的今天，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既是道路、利器，也是陷阱、沼泽，艺术家必须用审美来谨慎把握。
傅山所处时代，儒生士子大抵生活在分裂的两个层面中。在公开场合使用冠冕堂皇的话语，以程朱理学一套表述意思；当时一些空谈心性的白面书生，除了读经清谈，在现实世界面前毫无实际操作能力。另一个层面，在社会生活包括知识人各种聚会中，使用私人话语，对王朝的各种问题进行批评、赞美。后一个层面中，王阳明的心学拓展了这种自由，但是也带来心灵的膨胀，对享乐、长生不老的追求。
历史学者余英时的研究数据表明，明末中国人口大约在1.5亿左右；社会学者金观涛引用的统计数据显示，为明亡殉节者3800人左右。这是历史上朝代更迭期间殉节人数最多的一次。道德儒学的历史，认为殉节比生命重要，一再津津乐道。傅山没有殉节的原因有养母抚子的因素，傅山本人的文章中，也显示他确为没有殉节一生愧疚。事实也许不仅仅如此，未选择殉节行为还有其他关联内涵。
从儒学在傅山心中的位置来观察傅山没有殉节的行为，也许看得更清楚。这点先要感谢王阳明的心学对明代官方意识形态固化儒生大脑的瓦解，使明晚期的士人思想渐趋多元，持各种理念的人都允许半合法地存在。由此，傅山对儒学等传统知识持续质疑，尤其鄙视理学的空谈妄想，由此强化了这位儒生走向社会的谋生、事功的实际能力，换个角度说，傅山心底有另一个不值得为儒学内部的自我分裂而送命的“傅山”。各种传统知识抵达明代后，知识内部的僵化与现实皇朝的僵死，成正比对应关系，也许傅山在期盼二者一起死去，只不过，傅山不可能期盼依仗屠杀更新换代的异族来统治自己罢了。
还有一个观察角度：清初，明部分士人尽管对明王朝的腐朽持坚决批判态度，但照样难以接受民众反叛与异族统治。葛兆光分析说：“他们把安身立命的‘文明’，与自己所属的‘民族’连在了一起，又把民族与自己所在的‘国家’等同，进而又把这个国家和执政的‘王朝’看成了一回事，而王朝几乎就等于在位的那个皇帝，于是王朝的覆亡在他们的心中就仿佛是文明的灭绝。”在如此强劲有迷惑力的意识链条中，根据傅山的诗词及考据批注，我们知道，傅山对这个链条顶端的皇帝是持批评态度的，并成为走向殉节的又一个有力障碍。
一个人努力活下来，成就伟大书法事业，动力来源于长期毫不妥协、酣畅淋漓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批判，这样的书画创作者才有可能成为大师，不需要像当下一些商业化运作那样，找人来提炼归纳进入史册的可能。
傅山的艺术进入历史，在于关注了水深火热的变局时代的种种精神迷茫。
金观涛认为，明末清初儒者的人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青年热衷结社组党、批评朝政；明亡后则参加抗清起义；中晚年成为遗民，著书立说，重新思考儒学理论。傅山艰难存活下来，不是为了书法，而是赶上中国文化第一次探索理性化，儒生有机会按照常识理性去建构观念体系，重新认识眼前的社会。当理学弱于事功在亡国中构成儒生精神深处的剧烈冲突时，傅山选择的是从先秦诸子而不是儒学经典中，寻找判别人生、社会问题的标准，对理学和心学进行不断反思。书法是他的养生、静修、谋生之物，也是与时代对话的工具。由是观之，傅山是书法家中真正的“业余”。
当代有的观点把魏晋玄学捧到了亦仙亦哲的高度，但在傅山同代好友顾炎武看来，王阳明心学空疏与谬误之泛滥对亡国有责任，堪比魏晋玄谈误国覆代。傅山也强烈体验到，只谈心性、对国事没有起码的知识，不知道如何救国的恶果。因此，长期在北方的傅山、顾炎武，均未进行大规模讲学行为，主要力行儒学道德的实践、行动。
在追求济世救国的知识方面，顾炎武与傅山这对莫逆之交的分歧仅在于，顾认为“经学”即理学，要先考据经典本义；傅认为先有“诸子”后有“经学”，因此应先注诸子。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中为傅山专开一节称，“傅山的子学研究是后来章炳麟的先行者”，对傅山评价大体如实。
同时，傅山及其山西学术圈子的金石学访碑活动，“以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怀毫舔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如此艰苦吊古沉思，反思自己在亡国中的角色，访碑往往成为思考的动力，也是为其书法变革铺垫了基础。
傅山没有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没有放弃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保持着形而上的自由思考。其文章、诗歌、专业技能与书法一道，一直围绕着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问题。
傅山也有自己知识上的缺陷。《傅山书法全集》中专门记载有傅山著述上的痛苦，傅山说，由于年轻时由着性格，“不曾闭户十年读经史，致令著述之志不能畅快”。其实，现在看来三次乡试不中的傅山，应是主要把精力投入于史学，史学在明代属于实学。投入的史学如汉代历史的工具书《两汉书姓名韵》。但长期侍弄门类太偏，反而妨碍了学识的提升。例如，葛兆光说，傅山对“人是万物之灵”的嘲笑，不是对人性的理性思考，而是一种激愤和苦痛刺激下的极端话语，例如人是最毒者，与蛇、狐、虎、狼等动物一样。
傅山的语言情绪化、模糊化、笼统化诗性特征确实明显，但是，如钱永祥所言：“人不是假设的理性人，也不是假设的道德强人，只是一个脆弱的飘摇之物。”
1684年2月，57岁的傅眉去世，77岁的傅山痛心疾首写下《哭子诗》手卷，白谦慎说是“代表了傅山对行草书的最后探索”。我觉得这个话讲出一个当代书法研究专家的残忍与冷酷，即便书法实在出色，傅山也丝毫不可能在如此事情上有什么探索草书的动机，这些写给儿子的祭文式遗嘱里，只有人性的悲鸣，深深的绝望与无奈。傅山依次从忠、孝、赋、诗、文、志、书、字、画9个方面，思念祭奠儿子，也是一次对自己青春的回望与人生的祭奠。
毫无争议，儿女血脉是人生动力之一。从上述元素排列来看，儒家操守居首，书画列末。傅山早已在37岁前，就已经察觉到儒家学问缺乏逻辑理性，不提倡辩论，似是而非的理念堆积于阐释之中。尽管这种糟糕不是从傅山年代开始，但是影响了傅山对思想判断与对知识的选择。这是中国传统学术固有大疾。
例如，将不经验证、辩驳程序的格言当做原则来适用，将“华夷之分”的种族偏见当文明的价值评判。在传统学问里，很难辨明什么是文明。种族和政权是否等于文明？种族之间权力的嬗代、王朝的更替是否等于文明的沦丧？顾炎武说：亡国只是皇帝易姓国家改号，而亡天下，则是文化沦丧。前者是君臣行为，后者是匹夫责任。
这些包含政治哲学含义的观念，穷且益坚的遗民没有时间坐下来仔细分辨，好在尚能启发这几百年中国人去琢磨。傅山来不及了，次年春天，他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