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绘画形式，中国画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形式之一。千余年来，它不仅形成了以“笔墨”为核心的具体形态，还传承着中国的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为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正本清源，“问诊”当下中国画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和误区，以期创作出结合时代精神、熔铸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新年到来之际，本刊特邀山东省中国画名家刘书军、梁文博、赵英水围绕“中国画的笔墨精神”这一主题展开研讨，纵论中国画笔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大文化视阈下审视“笔墨精神”
记者：纵观历代画论，无论是恽南田“有笔有墨谓之画”的表述，还是郑午昌关于元季诸家“于笔墨上求神趣”的论断，均把“笔墨”概括为中国画的核心要素，认为若无笔墨则失去了民族色彩与个性追求。那么，我们今天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画的笔墨精神？
梁文博：要明白中国画的笔墨是什么，笔墨精神包括哪些层面，首先要弄清楚它的生发机制，而这恰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是修养，“质”是本性，礼节是在“衣食足”之后的追求，反之，有了文化的支撑，仍要关注人本、人性。比如，当人们学会了担水、烧饭，再去建屋而居，你会发现，他们择居的方位，一定是与某个地域的风情、地貌甚至风向都有直接关系，要么傍山近水，要么有沃野良田。世世代代，人们按照这样的习惯沿袭传承，不仅个体的生存得以维系，还形成了一个群族的相似属性。在这个基础上，以礼教之、以文化之，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说到底，是农耕文化。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曾表述过一个观点：“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社会秩序，还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在“15英寸等雨线”以里，农业茂盛、生产稳定，与塞外的游牧生活以及西方的大航海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地缘特色。在这片土地上，长久以来，人们论男女、分长幼、讲秩序、求和合，按照祖祖辈辈约定俗成的礼法行事，因而，这里所产生的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都体现着这种独特的人文属性。
中国文化的成因有着“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又无不观照个体。就拿绘画来说，画家本于内心，形成了色彩、造型，反过来，又以艺术的品质陶冶性情。如国画大师潘天寿所言：“音乐为养耳，绘画为养眼，二者加之则养心、养性情。”同时，像我们的文学、戏剧甚至饮食、八卦等文化品类，始终都以“化人”为目的，从而提升人们的眼光、品位与格调。
在“大文化”的基础上谈笔墨，笔墨便有了根基。比如，有些中国画看上去像是外国人在宣纸上的“涂鸦”，实为创作者不懂用笔。书论、画论中有云：“以书法透入于画，而画无不妙”“作画而不通书道，则其画无骨”。书写性是中国画笔墨最突出的特征，它讲求骨法、气韵、取势，这显然与传统文化不无联系。再具体到山水、花鸟、人物画，花鸟讲情趣、墨趣、意趣，山水画讲意境，人物画讲求形神兼备，归根结底，它们追求的是品位与格调，这又和文化性格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画的笔墨看似是“雕虫小技”，又和一个人的天赋、功夫、品德紧密关联，没有天分画不了，不下功夫画不好，德行不高又失了品位。
中国画的笔墨是技与道的统一
记者：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离不开滋生它的土壤，那么，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历史、地缘的语境下，具体到中国画的“笔墨”，它包含了哪些层面？
梁文博：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非常多的“门道”。我们常说武术、算术、美术等，这些依赖于技艺、手段；我们又常说算法、画法、理法等，“法”是另一种带有理性的规律总结，两者相加再综合人们日常的观念、情感、认知，便形成了饮食文化、建筑文化、茶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分支。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绘画尤其是就
国画而言，“笔墨”不仅指笔、墨、宣纸、颜料等中国画材料，亦不是纯技艺层面的浓淡干湿变化，疏密虚实处理，皴法和积墨、破墨、泼墨的运用。步入佳境的创作讲求“游心”“内运”“意境”“天成”等诸多元素，需具备天地人和的条件，这中间承载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价值观。所以，在中国画的“笔墨”元素中，还有对“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追求，体现着中国人独立的审美取向。
所谓“画虽一技，其中有道”，一笔一墨融会的是人的生命意识、个性品格和独立境界。
赵英水：在我看来，中国画的“笔墨”是一种对物象的内在的、加上合理情感的表述。在那些有分量的作品中，画家的生命际遇、生活情境、个人性情等都附着在了用笔、用墨、造型构图中，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像徐渭的《葡萄图》，画的藤条纷披错落，看似信笔挥洒，然而，用笔又有如草书飞动、淋漓恣纵，造就了动人的气势和葡萄晶莹欲滴的效果。他还自题道：“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的一生饱尝辛酸，他曾是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幕僚，其间，参加乡试八考八落，后来，严嵩父子倒台，胡宗宪作为严氏门生遭受牵连，徐渭以为自己不能幸免，惧祸而狂，多次自杀失败，后又因为误杀继妻而下狱7 年。出狱后的他已经50余岁，由于深知世态人情，对世事早已心灰意冷。他将一生落魄、抱负难酬的内心情怀宣泄于笔墨之中，也正是这种“落魄人间”的生命浩叹为中国画艺苑增添了瑰丽。
中国画的“笔墨”不仅包蕴了中国文化的筋骨、气度，也熔炼并反映着中国文人们的个性，他们从传统继承而来，又形成了自己对“笔墨”的独到见解，无论提倡“笔墨未到气已吞”也好，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也罢，都是艺术家结合自身的性情、气魄、领悟，对笔墨精神的一种全新阐发，从而，也推动了作为技巧的“笔墨”的尝试与探索。
笔墨应在中西冲突中“复古建制”
记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少中国画家试图通过中西绘画的融合来寻求创新和突破，这是否会对中国画的笔墨精神有所影响？
赵英水：提到中西方绘画的问题，仿佛是个难以说清的“官司”。20世纪以来，像徐悲鸿、林风眠等主张中西融合之路，打破传统文人画中的一些桎梏，吸纳西方现代美术的形质。而像潘天寿等画家，则主张中国画立足于民族本位，中、西方绘画要拉开距离。整个20世纪的中国画发展，似乎是在不同观念的论争中走过。
关于中西方绘画的问题，应从源流上看。西画东渐后，西画以强势地位进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后，苏联现实主义绘画传入中国，国内的艺术创作、艺术教育均受到西式模式的影响，在这种体系下，中国画的“笔墨”内涵自然有所损伤。
就像山西人、山东人、广东人有不同的语言、习俗一样，地域的差异尚且难以调和，文化的冲突自然更难捏合。所以，我更倾向于潘天寿的观点，中国画笔墨的发展，起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继承，我个人的总结是“复古建制、注重内省”。
在元明时期，曾流行过“摹古风”，赵孟頫曾评论说：“宋人画人物不及唐人远甚，子刻意学唐人，殆欲尽去宋人笔墨。”他主张复兴唐画的“率简”和笔墨形式上的古意。但从历史来看，元明两朝都有“复古”的理念，却也呈现了不同的形态：元代文人以画寄兴，表达对蒙古召举制度的不满；而有明一代，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更多地呈现了风雅、逸致的士人心态。所以，中国画的继承与发展，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样貌，“笔墨”亦遵循同样的道理。“复古”是对传统的敬畏和学习，“建制”则指笔墨的时代属性，强调通过对中国文化和东方神韵的体验，建立一套适合当下的体系。
理清了这个脉络，再来看东西方绘画的问题，其实，拉开距离并非是对中西融合的排斥，而是对笔墨、笔墨精神这一中国画内核的进一步梳理，在正本清源，认清“根”在哪里的情况下，正确看待西方绘画的技法、技巧、理念，从而提升中国画的高度。
刘书军：中国从唐代以后就开始吸收外来文化，就中国画来说，从西方绘画中汲取一些东西是必然现象。换个角度来说，正因为有了西方文化的滋养，中国画才有了更大的进步。中西方绘画，一个讲究散点透视、重表现，一个讲究焦点透视、重再现，在本质上难以同构，但二者的相互影响自中西方文化交流以来就已经产生。
在中国画领域，西方解剖学、构成学等原理引入后，具体到笔墨创造中，造型变得更准确；综合、分析等科学方法传入以后，创作观念变得更理性了。艺术家越来越注意以浓、淡、干、湿来分析笔墨变化，越来越注重“点线面”“黑白灰”的关系，不但没有削弱传统笔墨的核心意义，反而提升了中国画的格调，也使作为技法的笔墨元素有了进一步发展。所以，中西绘画寻求融合并不可怕，关键是杜绝基本创作理念上的误区。
中国式学艺求“渐变”忌事功
记者：现阶段，一些画家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盲目跟随市场，使“笔墨”沦为市场的附庸。您认为该如何守住中国画的笔墨精神？
梁文博：中国画的“笔墨”目的在于传神写意，而在现在的一些创作中，“神”和“意”恰恰被忽视了，绘画中通过“目识心记”与自然交感的传统被忽略了，在大量“画照片”“画标本”的做法下，一些中国画创作不见“笔”，不见“墨”，更别说神韵了。就拿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来说，一些作品存在制作的现象，缺乏真诚的态度和独立的精神。
艺术做了市场的附庸，与现行的行业气候、教育制度和社会风气有直接关系。在现实因素的影响下，如何守住中国画的笔墨精神，我认为还应向传统学法“投石问路”。
中国文化讲究变通，从唐到宋，从宋代到元明，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个“渐变”的过程。中国人的学习与学法，也是这样的一个历程。我们读书讲究“背”、绘画讲究“临”、学戏讲究“默”，所谓“读万卷书”，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先收录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变通，形成自己的学问或手艺。“笔墨”作为中国艺术中一个小的结构现象，它依靠画家感于外物、发于内心产生的主观能动性，借助抽象的元素，组合成山水等形象。当艺术家有了这个基本素质，再不断地师法造化、广采博取，从而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
而今，这个学习过程中相当重要的环节被省略，变成了直接向政治、向市场“讨彩头”，丧失了作品应有的审美内涵和批判精神，甚至格调庸俗的画作比比皆是。
归根结底，“笔墨”的问题还是环境与人的问题。文化人的精神失范和文化的糜烂都是危险的，晚明就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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