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付祥
留青竹刻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徐秉方珍藏着一只量米用的小竹筒，筒上刻有“二两”字样。这是徐秉方的竹刻处女作，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熏染，如今这只竹筒通体呈绛色，它记录着徐秉方竹刻技艺的成长历程，承载着他儿时艰辛生活的点滴记忆。徐秉方时不时地会把这竹筒拿出来把玩一番，为的是时刻提醒自己，不忘选择竹刻技艺的初衷。
生活中的徐秉方外表瘦弱，谦逊少言，但一聊起留青竹刻以及过往的那些人和事，就会感觉到他的骨子里有一股倔犟执著的秉性，犹如竹一般，虚心劲节，坚韧不屈。正是有了这股韧性，在生活最为困难的时候，他挺了过来，在竹刻艺术不为世人所赏识的时候，他坚持了下来。
父亲领进艺术之门
徐秉方的父亲徐素白是江苏常州留青竹刻的杰出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江浙沪一代享有盛誉。在当时，竹刻只是文人雅玩，并不被社会大众所赏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市场，竹刻作品难以卖出高价，虽为一代竹刻大师也并不能让常州农村的妻儿过上富足的生活。饿，是徐秉方弟兄五个少年时代刻骨铭心的记忆。徐素白对几个儿子管教很严，每逢寒暑假，从不让他们在家里“游手好闲”。徐秉方与哥哥一起到上海跟随父亲学习竹刻技艺。父亲从上海民族乐器厂拿来要销售的笛、箫，让兄弟二人用初学的竹刻技法在上面刻上简单的龙凤图案，一来可挣点学费，二来打牢竹刻基础，练好基本功。
徐素白在上海闯荡50余年，结识了许多上海书画界的朋友，而交往最为密切的当属书画家唐云。徐秉方回忆，他小时候经常跟随父亲到唐云家做客，“唐先生把我们当作‘家里人’，我们到他家很自在，不像到其他画家那里去讲客套。”
后来，徐秉方高中没毕业就进了常州武进手工业局工作，成为了一名雕刻师，竹刻、象牙刻、紫砂壶刻都有涉及，且样样出彩。为了多出好作品，徐秉方常常会去上海麻烦唐先生，请他直接在竹坯上起画稿，有了高手起稿，刻出来的作品自然独一无二，件件精致。
与王世襄先生结缘
1977年，徐秉方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打开来一看，原来是著名学者、文物鉴赏家王世襄先生寄给他的，说是正在编一本竹刻艺术的书，希望徐秉方提供一些常州留青竹刻方面的资料。当时徐秉方手中恰好有父亲生前整理的一套竹刻拓印稿，就整理了一部分资料寄给王先生。之后二人书信联系，交往不断。徐秉方说，他退休时，从工作室整理出王先生的来信有150余封。
徐秉方去北京看望王世襄先生时，王先生不仅亲自去菜场买菜、下厨，热情地在家招待他，还带他去北京故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观赏竹刻精品。此外，王世襄还把美籍华人翁万戈等好友介绍给徐秉方，他们均给予徐秉方以极大的帮助。1986年10月，在美国华美协进社建社六十周年的庆典上，社长翁万戈为华人建筑家贝聿铭授奖，奖品即为翁万戈特邀徐秉方刻制的贝氏竹刻肖像。
谈话中徐秉方反复提到“一定要多看好东西”，这令笔者印象深刻。也许正是有了良师益友的帮助与点播，徐秉方才看到了许多“好东西”，眼界才更为开阔，才能出手不凡。
刀刻之中见山水
也许是因为习惯了少年时代清贫的日子，对于物质生活徐秉方几乎没有过高的要求，不抽烟，不喝酒，粗茶淡饭，粗布素衣。他把精力都放在了对竹刻艺术的执著追求上，从不满足，永无止境。或许是因为偏于内向的性格，他也不擅与官员、商人打交道。没有了身外之累，他反而能集中精力在竹刻的艺术之路上孜孜以求，一路追寻，把内心的艺术之境和精神追求，外化于竹刻作品之上，使得他的作品与众不同，打上鲜明独特的艺术烙印。
很多民间手工艺术，往往都是借助名人的书画作品或摄影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尽管技艺精湛，几可乱真，但终究不是原创，从中看不到艺人自己的创作思想和情感流露，不得不说是一种欠缺和遗憾。而徐秉方的竹刻作品，特别是后期的作品，基本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山水也好，花鸟也罢，他用水墨一笔一画亲自画于竹片之上，再操刀精雕细刻。这跟徐秉方年轻时打下的书画功底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笔者与徐秉方聊天的过程中，他的老伴不断从卧室内拿出一件件竹刻、牙刻、壶刻精品，放在笔者面前，很快放满了一茶几，让笔者目不暇接。徐秉方的竹刻山水作品以黄山松云题材居多。万千气象，尽收盈尺之间。近山挺拔，凸显刚毅精神；远山飘渺，极具浪漫神韵。近山远山之间，是云雾世界，或浓或淡，或疏或密，在山间松间缭绕，奔涌不息，扑面而来。
徐秉方的作品受宋元书画影响颇深，具有浓郁的书卷文人气息。如果说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传统书画韵味，但作品中的一树一石，一花一草却处处显现出鲜明的金石功夫，说他的作品是刀刻之作，但放眼望去，作品中又满含浓浓的水墨情趣。他以刀当笔，以竹代纸，尽情挥洒自己心中的艺术气象。
访谈快结束时，徐秉方拿出一件扇面来，说是送给笔者留作纪念。我打开一看，扇面上是他的书法作品，题写的是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用这首诗作为徐秉方的人生写照，恐怕再贴切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