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

    昆山乃东南胜地，文风一派相传。元末顾阿瑛筑堂雅集，成一时景观。今汉风堂主人陆家衡公蛰居玉峰山下，潜心艺事，诗文书画皆通，诗宗放翁，书得汉晋宋人，画师冬心，皆卓尔不群，雅意扑面。所著《玉山翰墨志》留意乡邦文献，《中国画题款类编》嘉惠艺林。先生以隶书名世，所书汉味十足，天然古朴，信手所书，即是上乘，盖以汉人为知己也。余曾以“以朴传秀”论其书，先生赠余东坡卷可证之。

    二王行草拓而展大，明王觉斯最显。王字拓展，得雄强最难，觉斯取质得势，逸而能厚，时以涨墨、枯笔、长线运之，开王字放大之新风。南宫学王作大字横幅，得天然之趣，一变也；觉斯学王作大字纵式，得欹侧之势，又一变也。

    清湘笔底最见波澜，师古更师心，真机相触，灵光时现。曾云：“今人古人，谁师谁体？但出但入，凭翻笔底。”刻板泥古者难知其深意。

    “龙虫并雕”为学者王了一先生斋名，于艺事亦应如是。“龙”者，变迁、气象、艺理之属；“虫”者，点画、长短、宽窄之属。“龙”而后“虫”，大而化之；“虫”而后“龙”，精微广大；“龙”“虫”并雕，道技相彰也。

    姑苏二老瓦翁与曼翁皆高寿，伯仲之间也。瓦翁精楷行，擅文辞，喜藏弆，作品清逸典雅，如高士闲庭信步；曼翁精篆隶，乐金石，善育人，作品古朴灵动，如长者古道品茗。余与瓦翁老在苏相聚数次，交谈甚欢，惟吴侬软语，时有耳误，不能尽知也。曼翁老则未能见，每读书迹，古意陶冶，未得亲炙，以为憾事。

    历来中国画与诗书不分，何也？诗中涵养，书中用笔，自然陶冶皆融为画也。书之笔墨技法归于画内，诗之精神气韵归于画外，自然之美归于画道。今人沉溺西风，以毛笔作素描，言必论造型，填墨填色，不知中国画写意精神之所在，岂不悲哉？

    此心安处是湖山。山林湖海，皆自然造化；湖山朗境，为艺者最可珍视。东坡诗云：“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湖山者，隐也，闲也，安也，归于心有灵犀也。

    平正宽博、淳朴静定为沈石田山水之特色，开明代吴门之风。其初师杜琼，曾祖沈良与王蒙为友，故取王亦多。后取董北苑、巨然、黄大痴、吴仲圭，以写生之景，抒胸中逸兴，皴法劲简，笔墨苍润，以“粗”出之见“质”，以“细”出之见“劲”，空林积雨，云山雾树，皆见心智。最喜南京博物院藏其《东庄图册》二十开，江南村景，渔歌远桥，新篁新雨，皆入图中，观之令人思乡。文徴明、唐伯虎等步其履，或精巧细腻，或繁复铺陈，时有过之，然质朴天然少矣，此石田所以可贵也。

    客问：小字二王一路行书如何得法？余曰：习隋永禅师智永千字文可也。智永为右军世孙，传年过百岁，终身精研王氏笔法，退笔成冢，笔法烂熟，王氏书风传至唐人，智永乃功臣也。初学王字，取径二王刻本，不如直接取径智永，由智永千文，直通右军兰亭无障也。

    楷书入印得自然烂漫最为不易。吾乡蔡易庵以六朝碑版入印，不事雕饰，疏宕有致，开近代楷书印风之新格，无出其右。先生善育人，以秦汉为归，桑宝松、祝竹、蒋永义等印人皆出其门下，各有面目。昔年曾撰文评先生印艺，香港达堂马国权先生编大著《近代印人传》，惜未编入其中。达堂曾示余手札，欲编入续编，然未克编成，已归道山，以为憾事也。

    书论品评历来重修辞。汉兴草书，章帝时齐相杜度及崔瑗、崔寔皆善书，《草势》载杜氏“杀字甚安，书体微瘦”语即修辞法也。何为“杀”？如何“杀字”？此实指草书用笔之“狠”也，与“读书破万卷”之“破”相类也。今人亦有“杀纸”语，即笔力入纸、力透纸背也。“杀”为书写动态，入纸而不乱，故得“安”。以“瘦”喻书言劲健也。汉晋论书，已有“肥”“瘦”之说，亦“书如其人”论之前奏。宋东坡居士有以书喻人之“筋”“骨”“肉”，一脉相传。至吾乡刘融斋“书者，如也”语出，“如其志，如其学，如其才，总之如其人”，由形态修辞到表示精神，书之人格象征论大备矣。

    “书画船”乃古人风雅事也，亦为艺术史上之独特景观。此说始于北宋米南宫，其船舸题有此语。宋黄山谷戏赠米南宫有“沧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句。南宫曾住江淮，多住舟中作字，故有此名。元人周砥亦有“邀我醉眠书画舫，月明吹笛看云汀”句。明人董其昌最喜舟中作书，署款“舟次”“舟中画”“舟中书”尤多，缘其至京都回松江舟中时日多达数月，故小幅时在舟中作，台北傅君约先生论述详矣。清周栎园亦在舟中设斋雅玩，名为“就园”。包安吴有《艺舟双楫》论文论书，影响一时。“船”本漂泊流离、隐逸高怀之象征，而书画船中，观山赏水，移步换景，人在图中，远离尘鞅，知己相随，时有兴致，故能抒写怀抱，佳作迭出也。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