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克俊

    左为《狮和狐兔》，右为《蚂蚁、蚱蜢与战略家螳螂》，均选自董克俊《雪峰寓言》木刻插图。

    版画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是立下汗马功劳的画种。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开始倡导这一文艺武器。他用中国宣纸和前苏联版画换来很多木刻原作，开办了木刻讲习班，培养了一批木刻青年，组织了中华木刻会。其中中坚力量就是李桦、王琦等版画前辈人物。新中国诞生后，延安地区的版画家古元、彦涵和国统区的李桦、王琦都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力群到山西任省美协主席。五六十年代各省美协主席，基本都是版画家担任，比如，广东是黄新波，陕西是修军，四川是李少言，贵州是王树艺（主持工作），黑龙江是晁楣等等。难怪油画家、国画家们把美协称为“版协”，由此可见版画的雄厚社会基础。中国文联建制中又未设置版画家协会，于是中国版画家协会在李桦、古元、王琦这些老前辈的倡导下，在中国美协之外独立组建了中国版画家协会，李桦为主席，王琦、古元、彦涵为副主席，王琦承担了所有的事务，甚至于获奖证书的填写都亲自执笔，老先生的敬业令人感动。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型全国版画展。由各省美协出面承担经费以及工作服务，每逢五年一度的全国美展，中国版协就承担版画的组织工作，这种状况在中国文联的默认下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之初。

    我是在1979年第六届全国版画展中受到老先生们的关注的，直至1986年我被聘任为全国版画展评委，这已是第九届全国版画展了。进入版画评委班子，自然就与原来遥不可及的版画前辈比较近了，对他们的性格思想都有了一些了解，尽管比较感性化，却已可见一斑。王琦我接触较早，也多一些，70年代末我就与其儿子王仲成为好朋友，常去他家里。王琦瘦高，身板很挺，重庆人，与我是老乡，说话声音很大，精力旺盛。老先生中他是实干家，生性豁达，思想开阔，艺术上既坚持原则又宽容大度，不墨守成规，有灵活性。我记得他说，艺术这个东西，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它是要随时代变化的。现代派没有那样可怕，我们也需要吸收。艺术最怕是白开水，不感人。他在版协主持工作很能团结人，对青年版画家很关注，有机会就推他们出来崭露头角。中国美术馆我的个展上，王琦为我写了前言，他写道：“董克俊是才气和功力兼备的画家，他的作品既耐看又动人。艺术需要借鉴和创造，更重要提创造……董克俊是善于借鉴和创造的画家……把民族民间传统与西方艺术结合起来，在艺术上开拓新路……”这是准确客观的评价。

    李桦是主席，资格很老，威望很高，人很严肃，话不多，感觉他出现时总是板着面孔，没有亲和力，有些难以接近。在艺术上他是态度鲜明的，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点，很少听他谈到其他艺术问题，也比较少露面，艺术的政治原则性很强，他绝对不会评价到现代派。那是零容忍的。就连王琦儿子王仲的作品，一幅形式感强的风景版画，看不顺眼说拿下来就拿下来，当着王琦的面办。王仲后来再也没有参加版画双年展，这并不意味着李桦先生有什么坏心眼，完全是他的艺术历史形成他刚性的正统艺术原则不动摇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看，还是十分可爱的。1988年，我个展上他一人一句不发，看了一圈后，给我题了个字：“新秀”，转身而去。我跟着转了一圈，心里怪紧张的。看来1988年他老人家心中的刚性原则还是有了一些松动，称我这样有些怪的思维观念的人为新秀，我已非常高兴和意外了。

    彦涵是老版画家中的“现代派”，沉默寡言，最多只说好，表态逼急了再说一个不好。他是喜欢新东西的，对抽象黑白形式有研究，好像1957年吃了亏，有了教训，对很多艺术问题一般不发表观点。他喜欢我的作品，和他在一起很投合。画展评选作品时他在核心的几个老先生的观点中是起着平衡的作用，有的现代性较强的作品能展出或得奖，他的在场是起作用的。80年代有一次我到北京，他正生病，住在复兴门外大街的一座十多层的高楼上，我去了他很高兴，这一次他说了不少话，他说：“克俊，你的作品很不错，有新的东西，有意思，大概和你们贵州少数民族有关吧。你能把西方东西用得很好，这不容易。有些人看不惯不用管它。版画总的看来，还是保守了一些，时代不同了，老一套不行。”他拿了一些他搞的抽象作品给我看，我是比较意外的。像他这样资深的老版画家还在追求新东西，真不容易。他同时还画山水画，充实自己。谁会想到在高耸入云的房间中一个老人还在奋发挥笔呢？

    古元是我很崇敬的老版画家，他的作品曾是我学习模仿的样本。人很厚道，与人为善，不好出头露面。80年代版画搞得少了，迷恋于水彩风景画。大概是1983年吧，我寄了《雪峰寓言》木刻插图画集给他，他回信道：“你的近作在杂志展览上见到不少，我很欣赏，刀法粗壮有力，构图别致，黑白处理巧妙，具有贵州乡土特色。”最后说，他听说有些人认为我有的作品人物形象近乎丑陋，应该注意。我理解他的看法，古元是延安出来的老革命、老版画家，他有这样的看法很正常。他不认为变形夸张的因素是美的，他赞赏的是红、光、亮之类的人物造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很真实，不说违心的话。

    力群年龄比较大，是延安鲁艺的老师级版画元老。个子矮矮的，体量瘦小，不过精神却异常的好。他解放后在山西太原当省美协主席，每次版协开会，都会见到他。那次在安徽屯溪开会，他很活跃，发言很有针对性，对“文革”中四川的版画批评得很严厉。他说：“那种版画不是版画，没有版画特点，是素描，那样搞不行……”我记得他又转过口风，批评了一阵现代派如何如何。他是一个很冲的老人，他对我的《雪峰寓言》木刻很赞扬，在信中甚至说令他“拍案称绝”。不过他对1988年北京我个展中的作品很不以为然，说“过头了”。90年代还有这种声音，这是版画的悲哀。在版协这种特定的组织，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些老版画家，是中国历史造就的精神偶像，任何人都是无法取代的。这几位老先生，只有王琦还健在，并仍在从事水墨画创作，他是中国新兴版画中活着的泰斗。还有一个是解放军中的老革命画家，在这些老版画家之外，四川省美协主席李少言，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但他很少出席版协的活动。他在四川，有人说他很强势，主张艺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政治服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版画那可是明星辈出，引领潮流。我记得李焕民、吴凡、丰中铁、江枚、牛文、徐匡、吴强年、阿鸽、江碧波……数不胜数。他们创作的建设题材、农村题材、少数民族生活、川江船夫作品风格各异，大量的发表，影响很大，成就了一段历史。这完全是李少言的成功之处。1996年在四川省美协秘书长王明月的安排下，省美协美术馆、神州版画博物馆共同举办了“董克俊八十年代版画再展”。李少言出席了开幕式，这一次我展出了五十多幅精品，最后全部送给了神州版画博物馆。四川是我的家乡，这是我献给家乡的礼物。我分文未取。李少言、李焕民他们很感动。

    （本文摘自《命运的重量》，原题为《最牛的中国版画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