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会学 孙丛丛 杨晓卫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邦社会。无论寒门或士族，皆讲究家训、门风。为人、处世，于外要遵从父亲为榜样行事；但对于个人品性的养成，母亲的教育始终起到深远影响。
适逢西方母亲节来临之际，当我们反思自身的文化根脉，又该如何认识中华文化传统中女性的作用？如何看待母亲对家庭、社会的影响？在母亲对子女养育、对家庭尽责的基础上，儿女该如何回报？传统意义上的忠与孝，与当下社会又有怎样的联系？
围绕上述问题，本期“文化大家谈”特邀文化学者张志甫、心理咨询师赵云玲、北京科技大学教师杨玉春、山东省教学研究室心理学博士张玲玲一同深入探讨，以期寻根溯源、找出良策。
“母爱的无私无需论证”
问：5月的第二个周日是西方母亲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没有为感谢母亲养育之恩而专门设立的节日呢？历史上，“孟母三迁”等典故反映了“教子有方”的重要性，现今，我们该如何看待母亲在子女教育中起的作用？
张志甫：在传统风俗中，虽有一些为女性特设的节日，像女子乞求智巧的乞巧节、由家庭妇女担纲祭祀的天穿节及女性用来拜佛求子的观音会等，但并未出现属于“公知”层面的、历代延续的母亲节。
资料记载，母亲节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现代母亲节由美国人安娜·贾维斯发起。国人普遍接受这一概念，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然，一直有人呼吁创设“中国母亲节”或主张将孟母作为中华母亲的代表。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敬畏传统、弘扬母爱、表达亲情的心愿。
母爱的无私无需论证。母爱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母亲关爱子女的方式千差万别：唐山地震中，有位母亲为保全腹中胎儿，用双手托举压在身上的石板，一坚持就是十余个小时；1998年抗洪时，不少母亲义无反顾地将孩子推上救生艇，自己却选择了无望的等待……母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母爱无需依赖某个特定节日。同理，儿女对父母的回报也应成为一种自觉。
但“爱”与“教”不能画等号。“教”有明显的社会性。“孟母三迁”中的孟母频繁迁居，绝非出于“本我”的快乐原则，而是寄予儿子的一种鞭策与期待，其中附带着价值实现与社会认同。
人生的第一课从家庭开始，家教的起始是母亲的教育。因此，在一个家庭中，母亲的意志、力量、自制等因素对孩子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反观中国传统社会，在为官、处世皆奉父亲为榜样的“父权”时代，母亲的教育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女子德才兼备，于生活上重细节、讲和善，面临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时识大体、顾大节，则必然能够赢得尊敬。这也是近现代史上，许多功成名就的人士回忆过往、作文抒怀时，总是对母亲情有独钟的原因。对于母亲的作用，英国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说得更直接——母亲的素质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素质。可见，母亲在子女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古今中外亦同。
张玲玲：任何时代“教子有方”都应被肯定。当今社会，随着科技、教育等不断进步，教育的理念、方式越来越科学、理性。具体到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我认为，一开始就应遵从儿童的成长规律。
在心理学中，婴儿对母亲的需求叫做“依恋情结”。从出生至第6周，是“前依恋”阶段，婴儿通过哭、笑等本能行为，吸引母亲留在自己身旁；从第6周至8个月，属于“依恋开始形成”阶段，其间，婴儿能对母亲与陌生人作出不同的反应，但对父母的离开并不抗议；从婴儿出生后的8个月到15个月，依恋形成并达到顶峰，婴儿对母亲的离开强烈不满；此后直至2岁，随着其语言、意识的发育，婴儿逐步理解母亲的行动并能做出预测，在“讲条件”的前提下允许母亲离开。
对于儿童发出的需求，母亲应通过敏锐的判断，给予其恰当、及时的满足。而对于适应性差的孩子，母亲要从言语上进行鼓励，并常用微笑、说话、身体接触等，引导孩子接触外部环境，使其减少不安。
幼时的教育理念，关系到一个孩子在少年、青年等不同人生阶段的成长，并影响其一生的性格、心智。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方式，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发展。
“好女人是一所好学校”
问：“相夫教子”是古代对于贤良女子的称赞。这样的标准在现代社会是否依然适用？较之于传统，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女子在家庭、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张志甫：当今社会，“相夫”的意义与过去明显不同，女子不再像从前那样依附于丈夫，而是双方处于平等意义上相互影响。但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家中有女是为“安”，好女人的作用历来都应被肯定。在家庭中，一个好女人上能疏通婆媳关系，中能使夫妻和睦相处，下能爱子、教子，由是，又影响到家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文明的传承。
我们常说，传统社会里，男人建功立业在朝廷，女子建功立业在家庭。大多数女子在经济不独立、甚至自己不能识文断字的条件下依旧扮演了重要角色。今天，多数女子已能顶起“半边天”，并走向社会发挥自身聪明才智，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今非昔比，但我始终认为，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母亲的肩膀，还需担待起“家风”的传承，这不仅是对家庭的责任，更是一种社会担当。教育孩子知好歹、辨是非，传递应有的正义与良善，树立做人的基本信仰，母亲功不可没。
赵云玲：俗话说：“娶一个好媳妇，生十辈好孩子。”这个“好”不单指具备优秀的遗传基因，更是对一个女子才华、品德的要求，几者兼具而形成的影响力，对一个家族的作用是持久的。反之，若无德无才、夫妻不睦，则会影响子孙后代的身心健康。
妻子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侍奉型，逆来顺受、物质上依附于丈夫；一种是经济独立型，与丈夫平起平坐、但两者又难以相互影响；另一种是智慧型，以平凡的举动、思想的光芒影响着丈夫。她们各自受尊重的程度明显不同。而当女人成为母亲之后，进入家庭教育环节，根据其智慧程度，又大致分为三类：保姆式母亲、家长式母亲、教练式母亲。保姆式母亲将孩子当做人生的全部，甘心满足其任何要求；家长式母亲乐于以“家长”自居，并习惯以社会上的既成标准教育孩子；唯独教练式母亲处在与孩子互动的关系上，其采用的方式未必复杂，却体现着教育中的“大智慧”。比如，孩子见母亲扫地，会跟着模仿，此时，家长式母亲往往认为孩子做不成大人的事，让其“一边玩儿去”；保姆式母亲会主动替孩子完成；教练式母亲则会带孩子一起体验，并教授其如何做得更好。正如意大利教育学家蒙台梭利的一则教育语录所说，“我听过了，忘记了；我看见了，记得了；我做过了，理解了”，真做、真体验，才是能够进入潜意识的用心之举。因此，教练式母亲培养的孩子，一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个女子长大成人后无不面临双重身份——为人妻、为人母。妻子是丈夫一生的陪伴，母亲则影响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好女人就是一所好学校，社会亦需“贤妻良母”。
但是，我们还要认识到，古代标准下的诸多“贤妻良母”在当今社会惨遭淘汰，其根本原因在于“自我”的遗失。比如，有的母亲抱有让孩子出人头地的想法，辞掉工作、专心做孩子的“保姆”，到头来却未必被孩子、社会尊重；再如，有些女性对丈夫体贴入微，却不能独立、自新，难免面临一系列家庭矛盾，甚至导致夫妻离异。无论就生理、心理还是社会结构而言，女性长久以来都处于弱势地位，如何才能使自己强大？与人为善是第一；其次还要德才兼修；而最重要的是，一个女人要具备大气魄、大格局，不终日围着“小我”转，才能成就自身的影响力。
“传统断裂导致现代母爱错位”
问：当下，从一些孩子过于骄纵、责任意识淡薄的表现来看，诸多家庭未能为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家庭教育中，问题产生的根源何在？我们又该如何引导？
张志甫：在我们小时候，父母带孩子叫做“拉扯”孩子，顾名思义，拉一个扯一个，虽然贫寒，却值得回味。我幼时，母亲就算炒一锅萝卜条，稍有荤腥，也会挑出来给我吃。但母亲再疼我，终归有规矩。她可以允许我的顽劣，却不能让我坏了德行。
现在的年轻一代，许多母亲只管把孩子生下来。每个家庭中，几乎有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6个大人供养一个孩子，孩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六一儿童”， 被供奉在宝塔尖上。大人包揽一切的后果，就是把爱变成了
难。有的孩子为了追潮流、赶风尚，不惜倾父母所有；有的孩子一旦需要得不到满足，就有“毋宁死”的想法……这都是十分可怕却又真实存在的现象。
产生这类现象的根源，是道德传统与文化传承的断裂。“文革”中对于传统的毁灭和改革开放后对于物质的迷恋，让这一代人一度迷茫。但人只有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不管面临何种社会变革，教育都不能缺席。一个真正爱子女的母亲，绝非希望孩子的人生一路坦途。而为人子女，我的信条是——不能让母亲失望。
张玲玲：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家庭物资资源富足，尤其在独生子女家庭，“4-2-1”家庭结构既让孩子获得了充分关注，也带来了关爱泛滥等问题。为此，正确引导十分必要。
首先，家长要成为孩子的榜样。我见过一个例子，一所幼儿园放学时，每个孩子可以取走一粒糖果，但一个母亲趁机抓了一把装进自己孩子的口袋。孩子却说：“妈妈，只能拿一粒。”试想，一个自身失范的母亲，又能拿什么去影响孩子？
其次，要掌握科学、合理的教育方式。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念表明，教育应走在发展的前面。母亲作为孩子最初的哺育者、教养者，一方面，在进行物质给予的同时，需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并为其提供独立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还要引领孩子体验成长，让其在体验中学会解决问题、与人交往，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构建以法度为基础的亲情观”
问：当下，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面对步入老龄化社会等客观实际，子女应如何表达对母亲的爱？我们又该如何认识传统意义上的忠、孝与当下时代的关系？
杨玉春：在儒家思想被确立为治国体系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得到了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反观历朝历代的儒家经典，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等表述，无不表征着家国同构的理念。由是，家庭教育即王权教育，爱母亲即爱国家，尽忠与尽孝必然一体。
常言道，“羊有跪乳之心，鸦有反哺之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忠孝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儿女，常怀感恩之心亦是人之常情。但在当今社会，我们还需意识到，不能以传统意义的“忠孝”绑架正常的人际关系。
比如，“五一”假期刚过，许多年轻人扎堆回家看望父母，但一到家就成了“甩手掌柜”，与其说为了“尽孝”，不如说回家享受父母的照料。有时候，我们并不了解父母的需求，抑或，他们的生活并不需要打扰。带父母来一场走马观花的旅行或为他们添置一些高档物品，在他们看来，远不如“有人在侧”的陪伴更实在。
在家庭之外，于某种特定的体制下，对“孝”的评判往往又与某个人是否忠诚相关联。比如，某些上司习惯于把下属当做“臣民子女”，一旦察觉对己“不忠”，就视人为“不孝”，这也是一种非正常的人际制度。
站在上述视角，当我们审视母爱的价值、审视忠孝的意义，一方面，我们既承认传统中强大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同时，又期待一种建构在法度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我们要忠于谁？应该忠于制度、事业，而不是忠于某个人。我们要如何尽孝？作为国家，应尽力完善公共养老体系，不能让“孝”成为人际关系的负担；而作为子女，要懂得合理表达对父母的情感，把作为道德约束的“孝”转化为法度保障下的独立意识和自觉行为。如是，才是“忠孝”于当今社会的应有之意。
张志甫：母爱，不单是生儿育女的寻常之爱，更是一种人间大爱，当对母亲的爱与对国家、民族的情感结合在一起时，越发凸显其博大。所以，忠孝虽自古难两全，却也难两分。历史上，“精忠报国”等千古佳话，已无需区分是为尽忠还是尽孝，人们甚至不去质疑其合理性，因为，其中的情感是神圣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
何谓“母”？反观历代典籍，无论《说文解字》中“母，牧也”的阐释，还是《易·说卦》中所言“坤为母”，抑或《老子》“以为天下母”的表述，从中皆可看出，“母”不单有繁衍、孕育、哺乳的含义，爱与教育的本能，更是万物产生的本源。因此，我们也应以厚德载物的哲学理念看待母亲的作用，正是其博大的胸襟，支撑着孩子的成长、肩负着文明的传承，并以一己之奉献，传递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正是因为重母爱、懂回报，才具备历代沿袭的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价值中的“忠孝”非但不会过时，反而，还将为社会进步发挥其应有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