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新路

    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最不情愿、最为烦恼的事情，就是去城里卖菜，这并不全是因为卖菜是件苦差事。卖菜的确是件苦差事，卖得快点，就能很快回家，不好卖或卖不掉，得熬到天黑才能回家，否则是无法给父亲交代的；卖得快点，必然得卖得便宜才行，卖便宜了回家也没法给父亲交代。因而常常一天也吃不上饭，只能吃自带的馒头烧饼喝自来水而已。尽管这是件很苦的事情，但也不是我为此而最不情愿和最烦恼的原因。让我最痛苦的是怕碰到两种情况，一种是怕遇到城里的女同学，一种是怕遇到“市管会”胳膊戴红袖箍的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老家那个地方，是城里人乡下人相当分明的时代。我是个乡下人，但又在城里读书，班里女同学都是城里人，班里乡下人仅此一二，遇到这两个情况，对我来说是非常伤面子、伤自尊的事情。

    怕遇到女同学，是因为那时的城里人比乡下人显得绝对优越、高贵，城里人吃国家供应粮，拿工资；乡下人，土里扒食，拿菜换钱，这就让乡下人比城里人低了一等，城里人完全看不起乡下人。怕遇到“市管会”的人，是因为那时全社会大兴“割资产阶级尾巴”，政府不容许农民进城摆摊卖菜，上街卖菜是受打击的对象。轻者，没收菜，要不然就把你圈到一个地方给你办学习班接受教育批判。这两种情况都是折磨人内心的。

    我家是城郊，以种菜为主，自留地里种的茄子、黄瓜、韭菜、白菜、菠菜、辣椒、芹菜、西红柿，那是从春天要卖到冬天的。菜到旺季，一天得卖两三种菜，否则菜就会烂在地里。我从八九岁就开始卖菜了。起初是父亲带我卖，后来就让我一个人卖，直到上一天学卖一天菜的状况。家里不是没有比我大的人，还有母亲、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可以卖菜的，但最终卖菜的事还是推给了我。这是因为父亲是生产队长，忙队里的事又是家里挣工分的主劳力不说，还有“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一条，他不能卖菜；母亲、姐姐不识字，卖菜不会算账，父亲认为这事他们干不了；哥哥可以卖菜，也能吃苦，是最佳人选，父母让他去卖菜，但他一次也没卖过菜，是他抗拒了父亲让他卖菜的逼迫。其缘故也是因为卖菜害羞，尤其让女同学看见。当然我也极力抗拒过卖菜的活儿，而且多次抗拒过父母亲的逼迫，但没用。我是孩子中的老三，说大又不大，说小又不小，比我大的哥可以对抗父母，父母拿他没辙，我就不同了，我要对抗，就得挨打。再则，那时家里人口多，我后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要上学，生活很困难。哥哥在读中学，还要接着读高中、大学，要缴学费，每周要拿生活费，父母把全家未来兴旺的希望又放在了他身上，且他的功课确实耽误不得，他拒绝卖菜这种活儿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尽管在读小学，在生活困难的现实中，在父母眼里的轻重程度上，我是跟哥哥没法比的，父母让我去卖菜，我别无选择。当然，卖菜也有让我高兴的地方，那就是口袋里的零花钱比兄弟姐妹们多，且会源源不断，这使得我有时还很乐意。自从八九岁为家里卖上菜后，我为我们家卖了长达十年的菜，直到我十八岁离开家结束。

    卖菜怕遇到女同学，那是上高中以后的事。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农村上的，女同学都和我一样是乡下人，感觉无所谓。高中到城里上学，大街小巷都会碰到女同学，我拉着菜车在街上走，好像有哪个女同学看到似的，浑身犹如针刺火烧般难受，每次进城卖菜，很难为情。当然，有让女同学看到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县城南关十字口去卖西红柿，我心里直打鼓，生怕碰到班里的一位女同学，因为她们家就住在这街口。果不其然，那位女同学提个菜篮来买菜了，而且朝我的西红柿筐走了过来，我正在给买我菜的人称西红柿，眼看就要走近我的菜筐了，我便扔下手里的秤和买菜的人，赶紧躲到了身后的商店。这莫名其妙的举动让那个买菜的人吃一惊，直追我喊：“怎么了，怎么了！”我也不回答她。那女同学没看到这一幕，到我菜筐里挑西红柿，挑好西红柿发现没摊主，便大声呼喊：“这是谁的西红柿，这是谁的，人呢？！”那个没买到菜的人向那女同学指着商店说，他钻到商店去了！那女同学挑了几个又红又大的西红柿，着急地朝商店边张望边喊：“喂——卖菜的，人呢，没人我拿走了！”她那尖厉的喊叫声简直像喊贼似的，吓得我脸发烧，腿都发软了。我多么希望她别喊叫，把西红柿白拿走算了。我生怕她追到商店里来找我，我便躲到了商店的角落里。谢天谢地，她没有进商店找我，而是不高兴地扔下西红柿走了。我看她在别人的摊上买了西红柿，走远了，这才回到了我的菜摊上。女同学的出现，虽然让我少卖了好几个人，但我很高兴，庆幸自己躲过了让女同学见到我卖菜的羞涩和尴尬。

    还有一次，我拉一车白菜去县城卖，是自家地里产下的鲜嫩的白菜。父亲交代，每斤白菜必须卖一毛钱。父亲知道菜市的行情，也知道这车菜大体有多少斤，如若卖贱了，那是会发脾气的。刚进城，我的一车菜就被一位大妈全要了，九分钱一斤，她让我给她拉到她家。我进了这个巷子，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一位女同学的家就在这个巷子里。

    我跟着大妈进了一个小院子，正巧迎面走来的就是我生怕见着的女同学。她是我座位后面的“小丽人”，粉红的脸，脸上两个小酒窝，一脸的甜蜜相。她的那种漂亮，是让男生多看一眼会害臊的漂亮。我俩都一愣，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我既是羞，也是难为情，恨不能脚下有个洞钻进去。大妈对女同学说，帮着称菜吧，我买了一车菜。女同学红着脸，帮我推车、卸菜，把秤递给了我，我的脸红得感觉燃烧起来了。我怎么好意思把菜卖给女同学家呢，我把秤扔到一边，对她母亲说，这车菜我不要钱了，送给你们吧。她母亲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你脑子有问题啊？这么一大车菜，白送我，为什么？我指着她女儿说，我们是同学。她妈问她女儿，你们班还有乡下的啊？这话让我更无地自容了。我快速卸完菜，拉车就要走。她妈不干：同学归同学，菜归菜，称完菜、付了钱再走！我一再说算了，她妈塞过来七块钱，我本来是执意不拿钱的，但想到这么一车菜没卖到钱，回家给父亲交不了账，红着脸只好收下了。我看着女同学那张同样羞红了的脸，我的心羞愧极了，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我十二分地憎恨我是乡下人的出身和处境。

    让我产生憎恨我是乡下人的，不仅仅是卖菜让我在女同学面前产生的难为情和羞涩感，还有“市管会”的那帮人。什么叫“市管会”？就是“文革”期间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针对农民卖菜成立的“市场管理委员会”。他们的任务是，打击农民摆摊卖菜，把农民摆摊的菜收缴到国营菜店。“市管会”的人好像都是街上逛荡的痞子，对人凶神恶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