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海亮
就历史剧创作而言，对历史精神的把握是否准确深刻、历史与当下的对接是否精当恰切，是决定剧作思想价值及现实意义的基本因素，而如何从“史”中出“戏”“戏”中出“人”则是衡量其艺术水准及普遍价值的重要标准。陈涌泉、张平领衔创作、驻马店市演艺中心推出的大型新编古装豫剧《陈蕃》就在这几个维度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以深刻的史识观照当下，以浓郁的戏韵升华人情，该剧实现了历史精神与时代意义的互渗、文学意蕴与美学价值的共生。
郭沫若曾说，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而历史剧创作理应“失事求似”。前者讲究文献与考据，于细节处斤斤计较；后者注重把握历史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具体细节所束缚。戏剧创作能否把握历史精神，取决于创作者的史识。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于纷杂的历史形态中抓住主线，二是开掘历史题材的当代价值。历史上的陈蕃，为人处事个性鲜明，屡经升贬沉浮，富有传奇色彩，值得发掘的素材很多。清扫天下的少年奇志，徐孺下榻的礼贤下士，忧国忧民的犯颜直谏，数起数落的起伏荣辱，建立奇功而谢绝封侯，特立独行而不畏强权，乃至以七旬之躯慷慨赴死……将其任意一点搬上舞台，都有可能熠熠生辉。戏剧创作要从中做出取舍，就必须抓住其人格的主导方面，并激活其在当下的意义。终其一生，陈蕃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最重要的行动主线是肃贪反腐，激浊扬清。《陈蕃》的创作者准确地抓到了这一点，凡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就急管繁弦、浓墨重彩地加以表现，反之，与之关系不大甚至与此相悖的，就弱化处理或干脆避而不谈。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全剧凸显了陈蕃与宦官抗争的正义性，而淡化了他卷入宦官与外戚的权臣党争的历史背景。剧尾以陈蕃再次冒死直谏作结，突出了其英勇无畏的崇高形象，而规避了史实中陈蕃最终殒命于党锢之祸的悲惨结局。经过如此把握历史精神而非拘囿于历史细节的艺术处理，陈蕃的形象就具体而深刻地告诉世人，风清气正、以民为本则国家长治久安，腐化堕落、与民为敌则必有覆舟之患。这不仅是历史规律，更是时代强音。因而，剧作紧扣反腐倡廉这根红线，就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最佳契合点，从而打通了古今之道，呼应了舞台上下、剧场内外的情感诉求。“此案定要查到底，还百姓一片朗朗的天！”“不能为民伸屈冤，我还当的什么官？”当陈蕃发出惩贪肃纪、为民伸冤的呐喊时，剧场中掌声雷动，因为这既是陈蕃所想，更是观众所望；既是历史精神的准确呈现，更是现实意义的真切呼唤。舞台上陈蕃的光辉事迹和人格，深深打动着每一位观众。
历史剧从史出发，终究还是要落足于剧，“戏”从“史”出是其基本的美学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遵循戏剧创作的基本规律，选取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行动，并以最富戏剧性魅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就陈蕃的丰富经历来说，即使剧作仅仅围绕他的为官清廉、为民做主来结构剧情，也无法事无巨细地一一展现，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而“戏”的提炼极为重要。《陈蕃》在这方面的处理是十分成功的。就结构安排看，该剧主线清晰，不枝不蔓，主脑立而头绪减，干净利落。《陈蕃》的“情节核”是陵桂冤案，剧中人物的主要动作始终围绕这点而展开，或由此引发。陈蕃因屡犯龙颜已被革职，再次出山是由于陵桂太守王桀谎报捉拿两千反民，奏请朝廷监斩，此时冤案其实已经发生。陈蕃巡按陵桂，查明王桀草菅人命、民众无辜受难的真相，释放山民、诛杀王桀是为冤案平反，但此举得罪了朝中权贵，也有损于汉桓帝颜面，陈蕃就因平反陵桂冤案而招来杀身之祸。被皇后救下后，陈蕃不顾个人安危，再次犯颜直谏，力请惩治巨贪、解民倒悬，是为了避免冤案再次发生。正由于剧中人物及其主要行动都被网罗其间，故事的重要关节都由此而“系”又由此而“解”，这就保证了剧作结构的有机和整一。就情节进展看，《陈蕃》冲突剧烈，节奏紧凑，环环相扣又合情合理。东汉王朝内忧外患，汉桓帝愁眉不展，“安得良臣挽狂澜？”陵桂生乱，众大臣生怕惹火烧身，避之唯恐不及，于是自然而然地将陈蕃推上前台。这是戏剧动作的开端，交代清楚，说明自然，渲染出紧张压抑的情绪，营造出山雨欲来的气氛，也从侧面烘托了陈蕃的性格。微服私访一场，剧作通过田水娟一家的不幸遭遇，以点带面地揭示出王桀鱼肉百姓的恶行，从已经得到展现的陈蕃爱民如子、嫉恶如仇的性格看，处决王桀已在所难免。但在宦官专权、上下勾结的情境之下，陈蕃的正义之举势必招人嫉恨，于是他就将自己引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这是戏剧动作的明显推进，其艺术构思融《十五贯》与《谢瑶环》之精华，设置巧妙，步步为营，进展迅速，引人入胜。刑场得救之后，陈蕃初衷不改，赤诚依旧，“入罢刑场进金殿，双脚走在生死间。一息尚存还要谏，惜命不是我陈蕃！”正是因为陈蕃一贯具有刚正不阿的性格、忧国忧民的情怀、一往无前的气度，更经历了刑场上母子二人的生离死别，灵魂得到进一步升华，因而结尾处陈蕃的再次冒死直谏并无矫揉造作之嫌，却有水到渠成之感，这是全剧情节推进的自然逻辑，也是陈蕃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所有的戏剧都是表现人的，其精神价值和美学意义的高低直接取决于其人情表现的深度和性格塑造的高度。以古喻今的戏剧创作，往往会由于急切地服务现实的客观需要，而让剧中人物变成创作者自己的传声筒，并因此而流于概念化或口号化。《陈蕃》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塑造出了形象饱满、可敬可亲、体现着人情之真的“人”。一方面，陈蕃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写之人，他的伟大形象源于其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他的人格力量源于其为国为民的崇高境界；另一方面，陈蕃也是亲切自然的凡人，剧作并没有对他进行人为的拔高，他仍然双脚站立于大地，两眼直视着人间，跟我们一样有着血肉之躯，他的精神痛苦乃至灵魂挣扎都让我们感同身受。在人物的塑造上，除了通过人物行动展示自身性格这一通用手法之外，该剧采取的主要策略还有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剧中有大量辩论和说理的场面，客观地说，这种方法在戏剧舞台上并不讨巧，但《陈蕃》的说理大体是令人信服的，基本避免了“席勒化”的口号式传达，而以“莎士比亚化”的方式得到形象而生动的呈现。尤其是关于“奸臣庸臣忠良臣”“洁人先要洁自身”的唱段令人印象深刻，在剧场激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日后也很有可能广为传唱。至于以情动人，剧中有两个场面堪称经典。一是陈蕃刚刚下令将王桀打入死牢，圣旨突然降临，要陈蕃“只管监斩反叛，余者不问”，这令陈蕃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剧作准确地描摹了陈蕃此时的心理矛盾：“杀王桀明显是违抗圣命，赦王桀老百姓怨恨难平。这步棋该咋走心神不定，还是杀还是放何去何从？”此时的陈蕃还在犹豫不决。直到老婆婆撞柱而死，陈蕃的灵魂受到激烈的震荡，这才让他真正下定了决心：“陈蕃宁舍一身剐，执行国法惩巨贪。立斩王桀不容缓，天大罪名我承担！”在此情境下，陈蕃的犹豫和挣扎不仅没有削弱其伟大的人格，反而因其真实、复杂而越发感人至深。另一个场面，就是刑场之上的母子相见。“恨不能把这铁锁断，娘替儿刑场上血染衣冠。”这是一个平凡母亲最真挚的情感。白发苍苍的老母白衣素服，为儿子戴孝，这又是何等震撼人心的场面！此时的陈蕃百感交集，有对母亲的敬爱与感恩，有不能在母亲膝下尽孝、不能为母亲养老送终的愧疚与自责，更有对转瞬之间就要与母亲阴阳两隔的痛彻心扉，同时也更加强化了为国为民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执着。此处的陈蕃，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清官和斗士，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儿子，这种与母亲永别的撕心裂肺之痛，才是其打动人心的真正力量。这一场面是全剧的情感高潮，是诗情勃发的关键处，也是人物性格实现最后升华的制高点。
豫剧《陈蕃》通过对历史精神的深刻把握来直面当下，以富有卓见的史识实现了古为今鉴；通过对情节和结构的巧妙编织，彰显出戏韵十足的剧场魅力；通过对人物性格的成功刻画和人情的真实传达，体现出优秀剧作应有的文学意蕴。史识、戏韵和人情的完美交融，成就了该剧的立意精深、艺术精良、人物饱满、诗意盎然。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