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燕春

    《越绝书》中专有一札文字“记宝剑”，可见“剑起于越”名不虚传。

    相传春秋时代，著名的剑工欧冶子，曾应越王之聘，铸出宝剑五把，分别是：湛卢、纯均、胜邪、鱼肠、巨阙。灵物出世，上应天机地运，那举止绝是惊天动地、山水供养，至于“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若耶溪在浙东绍兴南部山区。而今若耶溪上游尚有名为上灶、中灶、下灶三个村落。相传此即欧冶子当年铸剑之灶基。其南即日铸岭、有茶名“日铸”，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有云：“昔欧冶子铸剑，他处不成，至此一日铸成，故名日铸岭。”

    日铸茶，至于入了大诗人黄庭坚（1045—1105）法眼。黄庭坚40岁时闹起戒酒，“颇怀修故事，文会陈果茗”。其所作《煎茶赋》中诗人不仅注意到茶“苦口利病，解胶涤昏”的养生功能，更以其特有的“奇崛”风格，如此描绘了他最为欣赏的三种好茶的饮用效果：“建溪（福建）如割，双井（江西）如挞……”其喻甚有赣人风骨，全是刀光剑影，招式凌厉。

    距离绍兴不远，位于浙江武康县的莫干山，本为盛夏避暑胜地，秋游未免阴冷。其间不仅有关于吴人为越王铸剑于此的传说，还有一曲“人祭”的尊贵或惨烈——可见越人好剑器，果真不同凡响：

    莫干之胜，最著者，为竹与泉。泉所在可饮，竹亦弥望皆是。史载春秋时，有吴人名干将者，吴王阖闾使作剑，三月未成，其妻莫邪耻之，乃断发剪爪，窜入庐中，而成名剑，因命阳剑曰干将，阴剑曰莫邪。兹山即铸剑之地，故以莫干名之。（《东南揽胜》）

    剑气出炉之后，则识器为难。于是后世越国更有善于相剑的越人薛烛，睹灵物盛道“欧冶乃因天精神，悉其伎巧”的铸剑水准，“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犹不能得此一物”。

    能得知音一言，则已如金似玉，高山流水，倾国倾城，天精地神。

    有善于铸剑者、有善于鉴剑者，尚需有善于驭剑者，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南国剑圣居然首先是位女性。“越女剑”（《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经由金庸先生的大笔，名满今日江湖。

    民国年间还有一位绍兴人因写武侠小说而声名大振，那便是曾与还珠楼主李寿民齐名的朱贞木。但论藉剑气名世的绍兴人，首屈一指不得不推秋瑾（1875—1907）这把“越女剑”。以一女子而在晚清革命风潮中“首丧其元”，且为惨厉的枭首酷刑，鉴湖女侠秋瑾因为“死得光荣”（至少在身后的“宣传与舆论导向”中如此），其生平事迹早就为国人所熟知乃至有放大的嫌疑。

    很多人不知道秋瑾除了“竞雄”这样豪放的自我命名，还用过一个甚为婉约的别号：秋碧城。1904年，她在天津会见了同样名号“碧城”的近代词媛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因佩服后者学养，至于以号相让。秋碧城曾邀请吕碧城共同闹“革命”。但后者是政治的温和渐进派，没有听从。

    秋碧城逝后三十年，1937年3月22日（阴历二月初十），之前旅居欧美十几年、此时已皈依佛门七年的吕碧城身在香港梦见“龙泉夜鸣”，醒后填《鹧鸪天》一阕：

    百创心痕刻此生，巫阳难问旧哀情。云浮夏日虽多变，影铸奇峰不易平。 参贝叶，守禅经。只将因果付苍冥。复仇早舍春秋意，孤负龙泉夜夜鸣。

    《史记·孔子世家》有云：“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已追攀出世法的吕碧城此刻已然心怀国族意入世情？陆游《长歌行》有言：“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了无非也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时艰难释。

    不肯“只将因果付苍冥”的吕碧城，对此世正义的关切与执著，读来让人揪心、心疼。

    据其自陈，该词最后两句，“复仇早舍春秋意，孤负龙泉夜夜鸣”，乃是梦中得句，于是梦醒之后凑成一歌。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写下这首词时，吕碧城应该想到了33年前（1904）在她面前长身玉立的秋闺瑾。这时距离“秋碧城”的喋血古亭，时光已经过去三十年。又是一世。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正出自秋瑾的名作《鹧鸪天》。

    晚清的一代诗伯樊增祥（1846—1931）尝赞吕碧城：“侠骨柔肠只自怜，春寒写遍衍波笺。十三娘与无双女，知是诗仙是剑仙？”吕碧城早年另有一首《法曲献仙音》“题虚白女士《看剑引杯图》”，正见得此种花销英气：

    绿蚁浮春，玉龙回雪，谁识隐娘微旨？夜雨谈兵，秋风说剑，梦绕专诸旧里。把无限忧时恨，都消酒樽里。 君认取，试披图英姿凛凛，正铁花冷射脸霞新腻。漫把木兰花，错认作等闲红紫。辽海功名，恨不到清闺儿女。剩一腔豪兴，聊写丹青闲寄。

    才人谈兵纸上说剑，引用点侠客刺客典故（聂隐娘；专诸。至于木兰花，自然可以映射花木兰）固然当不得真实现量，但无论如何都是心性流露。日后在英伦独处（1927年夏至1928年初）的吕碧城，一曲《相见欢》英姿飒爽剑气出鞘，更颇有几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意趣：

    闻鸡起舞吾庐，读奇书。记得年年拔剑斫珊瑚。 乡雁断，岛云暗，锁荒居。听尽海潮悽壮心孤。

    我们不能轻易说，吕碧城很难“放心”。

    吕碧城也曾自负“安得手提三处剑，亲为同类斩重关”（《写怀》，著于1905年前）。尽管这是她日后似不愿收入文集的作品。所以在“印五洲之鸿雪，读万国之宝书”（《答铁禅》）成为现实之后，1930年吕碧城依然决然选择皈依佛门，一个人的情书就此走向超越界的大情书，有情乃佛性，哀慧原同调，大慈济大悲。

    信靠佛经与侠肝义胆并不矛盾。毕竟超越苦海必须也只有“就地背起苦海”。吕碧城深为服膺且最终皈依的净土宗，其十三祖印光法师对于“古人谓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所能为，乃真语实语，非抑将相而扬僧伽也。良以荷佛家业，续佛慧命，非破无明以复本性，宏法道以利众生者，不能也”（《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有血性汉子，断断不肯生作行肉走尸，死与草木同腐矣”（《复邓伯诚居士书二》）竭力弘扬，正是见出其髓。

    与吕碧城类似，清末民初还有一位“世家门第绝世才华”而选择落发如落花的佳公子，这便是弘一法师（1880—1942）。李叔同出家后，对于“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反复强调（《致晦庵书》）、“（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致晦庵书》）。亦可被纳入“五蕴”（色声香味触法）之一、被视为“习气”的“文艺”对佛门修行明显构成了威胁。然已实证佛果之人弘法利生，又难免借重种种“文艺”形式以为般若。“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文学，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俗且反乎混沌”（王闿运）。印光法师针对“圣贤之学，未有不在起心动念处究竟者。近世儒者，唯学词章。正心诚意，置之不讲。虽日读圣贤书，了不知圣贤垂书训世之意。而口之所言，身之所行，与圣贤所言所行，若明暗之不相和，方圆之不相入，遑问究及于隐微几希之间哉”（《复邓伯诚居士书二》）的感叹，于传统中国原本基本可算作常识。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