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良
矿工，这个名字是那样地吸引我们，是那样入画。长久以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夙愿——了解矿工、塑造矿工。
——周思聪
那些在我们脑海里不禁去反复回望，却又无法被替代的画面便是经典。周思聪、卢沉创作的《矿工图》组画便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这套大型人物组画常常被誉为继蒋兆和《流民图》之后又一件里程碑式的创作。如同《流民图》一样，她在构思之初便经历了挫折坎坷，甫一面世便引发美术界的各种争议，甚至她最后“未完成”的状态也成为今天我们不断讨论的话题。今年，周思聪、卢沉先生的子女将他们珍藏已久的《矿工图》组画及相关手稿53件捐献给国家，并由北京画院收藏。这是一次体系完备的整体作品捐赠，其中不仅有《王道乐土》、《人间地狱》、《遗孤》三幅已经完成的画作，还涵盖了与《矿工图》相关的速写、写生等，通过这批捐赠作品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去梳理研究《矿工图》的构思脉络和创作过程。
这批捐赠作品的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1978年到1982年，实际上《矿工图》组画最早的立意可以追溯到1966年。“卢沉首先有了初步的构思和构图，是以旧社会的矿工史为主线展开画面的。这套组画以《背井离乡》开始，描写农民逃荒求生，携家带口流入矿山。从第二幅《地狱之门》起，主要描写矿工们的生死搏斗，最后以《当家做主》的组画为结束”。按照前期的构思和后期的实际创作去划分，我们可以将卢沉1966年计划的《矿工图》组画视作第一套。据周思聪身边的人回忆，这套组画中的第一幅作品《背井离乡》已经完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图像资料，也不知作品现存何处。与之对应的《背井离乡习作稿》（现藏于中国美术馆）则是这幅作品的局部刻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作品面世。但是在我们整理这批捐赠作品的过程中发现了三张尺幅相等、纸质相同、绘画风格一致的铅笔构图稿，每幅构图稿的底部都用铅笔书写了作品的题目，这些题目与卢沉1966年的构思中的名称是相对应的，所以根据这三张铅笔构图稿我们或许可以还原第一套《矿工图》构思之初的计划：《背井离乡》、《地狱之门》、《万人坑》、《火种》、《暴动》……《当家做主》，也就是说第一套《矿工图》组画至少是由六幅作品构成的。周思聪在《历史的回忆》一文中曾提到“但由于构思挖掘得不深，还停留在一般的说明上，甚至有些公式化、概念化，因而没有画下去……”直到“文革”结束后，周思聪、卢沉才开始重新计划创作《矿工图》，所以会有1978年《背井离乡习作稿》的诞生，也就是说此时的创作计划仍是以第一套《矿工图》构思来展开画面的，那么这三张铅笔构图稿的创作时间应与1978年《背井离乡习作稿》的创作时间相近，或者说作为画作前期构图稿应该早于《背井离乡习作稿》的创作时间。
在“文革”期间，周思聪、卢沉并没有放弃对矿工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周思聪在1972年便经常去京郊的京西煤矿写生，1974年她还创作了一幅展现新中国矿工形象的作品《井下告捷》（现藏于北京画院）。今天广为人知的《矿工图》组画是从1980年开始创作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套《矿工图》。目前这套组画中所能见到的作品主要有四幅：《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人间地狱——矿工图之三》、《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遗孤——矿工图之六》。除此之外，便是周思聪、卢沉为了创作《矿工图》而绘制的大量手稿，特别是在此次捐赠的手稿中，我们发现了三件画面构图较为完整的《山海关——矿工图之二》画稿，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矿工图》构思脉络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周思聪在文章《历史的启示》中提到《矿工图》组画原构思为九幅巨制，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图像史料显示第二套《矿工图》的构思顺序应该为：《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山海关——矿工图之二》；《人间地狱——矿工图之三》；《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遗孤——矿工图之六》；《历史的见证》（未完成）等共计六幅，也就是说在这套组画中还有三幅作品是我们无法得知名称和面貌的。
1981年，卢沉先生因为患肝炎而退出了《矿工图》组画的创作。1983年，周思聪老师跟随北京画院写生团奔赴甘肃地区采风写生，很不幸的是在那里她被查出患有类风湿疾病，所以在回到北京后不得不放弃《矿工图》的创作。另外《矿工图》组画的创作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周思聪常常会因为不顺利而暂时中断创作。在她的概念里，这套作品的创作“要表现一种力，需要有男子的气概，我感觉自己还缺少这力量。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以一位女性艺术家的身份和精神状态去驾驭这种浩大悲壮的题材，的确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画面中要去揭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痛苦、最扭曲、最惨烈的灾难，对创作者的心志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第二套《矿工图》在表现主题、思想内涵以及创作手法上相较于第一套出现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在表现主题上经历了从叙述说明到认识理解的跨越。如果说第一套主要还是在表现矿工苦难境遇的话，那么第二套则是在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从构思到创作之间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特别是在特殊年代里周思聪、卢沉感受到了“人民无权的痛苦，也唤起了对多灾多难的祖国历史的追忆”，这使得他们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更加成熟，对人类与和平的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为了更好地表现《矿工图》组画，1980年周思聪、卢沉两人结伴去了吉林的辽源泰信煤矿，因为这里是“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掠夺我国资源，集中华工苦力最多的煤矿之一；这里的老矿工，是感受亡国之痛最深的人”。他们已经将对矿工命运的表述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在辽源煤矿，周思聪和卢沉体会到“那种沦为亡国奴的切肤之痛，因而也成为创作的动力”。他们访问了幸存下来的老矿工，画了很多速写，还去当地博物馆查阅、搜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日伪资料。如果说辽源泰信煤矿之行只是在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认识深度上有助于创作的话，那么同年6月的日本之行，则在创作情感上给周思聪带来更多的触动。“这次难忘的拜访，对我和卢沉正在进行的《矿工图》创作有很大启发，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念。一个外国人，敢于面对血淋淋的现实，谴责本国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当然更应该表现实际上发生和存在过的我们民族的历史灾难以及人民觉醒和斗争，以激励人们为使这种人间惨剧永不再演。”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创作手法的改变，第一套《矿工图》基本上还是以写实手法为主，但是在第二套《矿工图》中已经开始趋向于表现主义了，所以《矿工图》刚一面世便在表现形式上引起争议。有些人表示无法接受，说这些作品是“丑”的，人物形象是扭曲的，与当时主流的社会现实主义完全不符。在当时的社会反响中，周思聪听到了自己想听到的声音，那就是大家评价这些作品让人看了“不舒服”。因为在她最初的构想中，所希望展现的就是这种压抑的氛围和沉重的调子。在她的艺术追求中，“绘画的功能不仅仅使人赏心悦目。人生充满了苦难，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灵，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它不容我装腔作势、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实实诉说出来”。
如果说周思聪晚年的艺术境界是出世、带有禅意的，那么《矿工图》题材的选择便是她人生中最入世的作品，是最能展现她悲天悯人、大爱无疆的创作精神。《矿工图》无疑是周思聪艺术生涯中最沉重的精神枷锁，如果说当时人们对于矿工图的解读还存在着政治因素的考量，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争议，那么希望今天的人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周思聪创作《矿工图》组画的终极目标和核心价值：她不是在描写悲情，而是在无言控诉；她不是在讲述苦难，而是意在呼唤觉醒；她不是在破坏邦交，而是在追求和平。如果按照周思聪自己的话来说，这套《矿工图》组画的作用就在于“伸张正义”。
（作者为北京画院美术馆执行策划，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