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党云峰

    抗战题材文学是对烽火硝烟的回望、对历史记忆的认知，更是对公众心灵的叩问。抗战历史的文学书写是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领域，并已沉淀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挥着记录民族历史、鼓舞民族士气、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梳理抗战题材文学的历史沿革，审视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特色以及如何在今后的创作中扬长避短等，成为近期作家与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问题。

    携历史同行

    在发展中审视文学

    书写是拒绝遗忘的重要手段，广大作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一大批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抗战题材文学作品。从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萧红的《生死场》、老舍的《四世同堂》，到新中国成立后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孙犁的《风云初记》，再到改革开放以来莫言的《红高粱》、都梁的《亮剑》，抗战题材文学作品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构成我国文学景观中一幅雄奇壮丽、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在不同历史时期，抗战文学的创作面貌有很大不同，评论家范咏戈认为：“1945年以前的抗战文学是以文学艺术为武器，以唤醒民众为目的；1945年到1976年，是有抗战经历的作家开始向大众讲述这场战争，他们的文本通俗易懂、故事性强，所以被广泛改编成电影；新时期以来，亲历抗战的作家基本退出文坛了，现在写抗战的作家大都没有经历过战争，作品由鼓动到记忆、由亲历到想象，这一点只要把刘知侠和莫言的作品比较一下就清楚了。”

    抗战题材作品在写法上一直有创新、有突破。刘流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评书味道、传奇性十足；《风云初记》以“武戏文唱”的手法，不是正面描写战场，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侧面反映时代风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物在战争中心理变化的轨迹；《红高粱》则写了民间的抗战，此后，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抗战行为都成为作家书写的对象；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全景式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半个中国的社会画卷……

    历史不仅要口耳相传，更需要碑载传承。评论家徐忠志表示，众多有良知的中国作家还在不断搜寻那段悲壮的历史记忆，不断焕发出新的灵感和激情，他们将以更理性的姿态、更宽阔的胸怀、更细腻的史料和更娴熟的艺术表现，写出一批有分量、见精神的优秀作品。

    以真实为根

    让作品经得住风雨洗礼

    “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经历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不仅作为历史知识存在着，还与当代生活、当代精神紧密相连，这需要以文学和影像的方式对其回忆、表达和解读，保持历史的延续性。”范咏戈指出，“讲好抗战故事首先要做到尊重历史。革命历史题材所反映的复杂、严肃、艰巨的斗争，呈现给读者的内容应该是真实、严肃的，不能用娱乐消费这个题材，也不能以廉价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让读者或者观众获得一种肤浅的满足和愉悦。我们的创作应该专注于还原历史框架，还原真实的战斗细节，用客观、理性、自省的逻辑书写中华民族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神圣战斗诗篇。”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表示：“抗战题材文学作品是展示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抗战题材创作是持续不断的，但是同时喷发形成的浓厚气氛对作家来说也是一种激励、交流和督促，写作者可以作横向、纵向的参考和检验，在如此多的作品中呈现自己的特色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作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向全国人民、向世界人民显现了民族的英勇与牺牲、不屈与奋进的精神面貌。”

    最大限度地追求对历史言说的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极为鲜明的文本特色和写作伦理。在作家傅逸尘看来，《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搭建起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使得我方、敌方甚至第三方能够在同一个历史场域和精神时空中“互见”。而这种“互见”的历史观，恰恰是中国当代抗战叙事中极为稀缺的。以往那种二元对立的抗战叙事、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往往会遮蔽历史的丰富和驳杂，进而阻断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

    以批评为鉴

    把脉文学创作方向

    战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在战场上的角逐，背后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博弈，而一些作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表现还不足。作家额尔敦其其格认为，中国人在战争中水深火热的生活，其感受确实需要从个体经验来写，但是在一些更高的层面，面对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文学并没有发挥应该有的作用。我们写肉体的疼痛非常多，但较少关注被奴役的心理、被奴役的精神生活。评论家施战军认为：“要正视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民族所付出的东西，看到我们民族所缺失的东西，在对比中认清我们缺失的是什么、使我们强大的是什么，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更强大。”

    战争其实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创伤记忆的核心部分，脱离战争阴霾的民族通过各种文艺方式反复书写战争所留下的群体性创伤，这本身就是世界性的行为。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少有国内作家去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必须在这个前提下来认识。

    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历史研究，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成绩与在二战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是不匹配的。评论家雷达说：“从1949年至1966年，文学作品当中一半以上是写抗战的，而其中写得最多的是山东省和河北省，比如小说《苦菜花》、《烈火金钢》等。然而，我们似乎还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广泛影响的反法西斯文学的伟大作品。战争文学最根本还是写人，我们的抗战题材文学里很强的民族性和中国特色在世界范围来看是不可小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