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凯元
当28岁的袁牧之找到39岁的田汉和34岁的贺绿汀，想请他们为自己创作的电影写两首歌的时候，正是1937年。
那一年，袁牧之还找到22岁的赵丹和17岁的周璇，邀请他们出演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并请周璇来演唱由田、贺二人为影片写就的歌曲。周璇一唱成名，红遍天下。这两首歌也广受欢迎，传唱至今，一首叫《天涯歌女》，另一首叫《四季歌》。
而那部影片，名叫《马路天使》。
《马路天使》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杰出代表。影片鲜明的新现实主义风格受到世界电影史学家和评论家的高度赞誉，并在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华诞之际被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选入百年百部最佳华语影片，名列第11位。
那么谁又是袁牧之呢？事实上，年纪轻轻的他早已是一位在戏剧创作和表演方面颇有积淀的青年艺术家。1934年，袁牧之进入电通影片公司，在夏衍等人的帮助下，完成了我国有声电影的划时代之作《桃李劫》的剧本创作，并在影片中成功塑造了他的第一个银幕形象，由此进入电影界。1935年，袁牧之自编自导自演了我国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都市风光》。影片展现了袁牧之在电影艺术上的惊人才华，成为我国音乐喜剧类型影片的经典之作。同年，袁牧之还主演了影片《风云儿女》，成为在大众传播媒介第一个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人。1936年，袁牧之一人分饰两角，在影片《生死同心》中成功塑造了革命者李涛和华侨青年柳元杰两个性格迥异的角色，后来被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称赞为“天才的李涛”。此时，袁牧之满腔爱国热情和创作激情，在电影编导和角色塑造上经验丰富，并且特别看重音乐对于电影视觉表达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袁牧之要请田汉、贺绿汀这样一流的词曲作家加盟影片《马路天使》的创作的原因。
《马路天使》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生动描绘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吹鼓手、歌女、报贩等人物形象，真实再现了他们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这些出身卑微的贫苦大众不仅在物质上极度匮乏，战乱和动荡的时局也使得他们家破人亡，然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爱情和幸福的希望，在艰难的岁月中互相扶持、乐观进取，为了彼此的情义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基于这样的故事背景，袁牧之向田汉、贺绿汀明确提出，歌曲要符合由周璇扮演的歌女小红的身份和经历，并且要根据民歌的曲调来改编。
《四季歌》篇幅短小，结构严整，起承转合非常讲究：“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歌词讲述了一个小歌女在日本侵华战争那个大时代里的命运，表现了战争的苦难，谴责了侵略的罪恶，也表达了奋起反抗的意志和决心。《天涯歌女》则是一首情绪欢快、旋律流畅的情歌，渲染了爱情的喜悦，表达了坚贞的誓言，但即使在这样一首情歌当中，也有像“家乡北望泪沾巾”这样的词句，表达了日军侵占东北后，人民失去家乡、流离漂泊的痛苦。
伴随着侵华日军铁蹄的南下，整个中华民族陷入越来越深重的灾难之中。时代的洪流使中国电影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洗礼。《马路天使》的热映并没有使袁牧之停止思考，他一直在想，家国遭难之际，一个电影人最应该拍摄什么样的影片？带着这样的思考，1938年，袁牧之主演了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该片紧贴时势，近乎同步地再现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真实故事。影片中，袁牧之扮演的国民党爱国军官谢团长，带领八百壮士抗击日寇，誓死坚守上海四行仓库阵地，得到上海市民的积极响应与支援。片子尚未拍完，上海传来消息，八百壮士已因弹尽粮绝，无力抵抗，全部撤到外国租界。这个消息让袁牧之非常沮丧、愤懑，也让他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比拍摄抗战故事片更加迫切的，是拍摄抗战纪录片。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袁牧之前往香港购置了拍摄所需的设备和胶片，之后又得到热心支援中国抗战的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捐助的电影器材和胶片，然后约同摄影师吴印咸一道，径直奔赴延安，组建延安电影团，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1938年10月1日，影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轩辕黄帝陵所在的陕北中部县（今黄陵县）开拍。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正是黄帝陵园，以此唤起炎黄子孙热爱民族、奋起抵抗、保卫家园的崇高感情。1939年初，《延安与八路军》摄制组在拍完延安地区的全部素材后，前往华北敌后地区继续拍摄。他们渡过黄河，到晋西北拍摄了120师贺龙、关向应等将领在前方的活动，拍摄了120师358旅的部队生活和民兵操练等活动。他们越过雁北的崇山峻岭，冒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到晋察冀边区拍摄了聂荣臻在前方的活动和白求恩大夫救死扶伤的事迹，以及边区群众的民主政治生活和敌人的残暴罪行等内容。此后，摄制组兵分三路，由袁牧之带着已拍好的底片先回延安，争取影片后期制作的时间；由吴印咸和徐肖冰各自带队，分头前往平西和晋东南，完成剩余的拍摄任务。临分手前，袁牧之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大家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摄影机和胶片，因为胶片的得失关系到影片的存亡，而两台来之不易的摄影机更如同战士手中的枪，是抗战中的电影人进行战斗的重要武器。
由于当时的延安缺乏影片后期制作的技术条件，经过党中央缜密研究，最后决定派遣袁牧之带着胶片到苏联去完成后期制作。袁牧之向党中央提出，《延安与八路军》应是有声片，除了画外解说，还要配音乐，希望能批准作曲家冼星海同去苏联参与后期制作。他认为，已为近10部影片创作过主题歌和插曲的冼星海，具备丰富的电影作曲经验，加之《延安与八路军》是中国影片，其音乐应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应该请中国的作曲家来完成。
1940年11月，31岁的袁牧之和35岁的冼星海带着《延安与八路军》的全部底片抵达莫斯科，计划在那里完成影片的音乐创作和后期制作，孰料半年之后突然爆发的苏德战争让影片底片尽数散失。这部记录我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影片功亏一篑，成为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袁、冼二人也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冼星海更因长期劳累，生活艰苦，不幸病倒，1945年10月30日在异国他乡与世长辞，年仅40岁。
同伴死了，心血毁了，孤苦的袁牧之终于在1946年初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此时，抗战已经胜利了，组织也给他安排了新的工作。袁牧之作为一个文艺青年的抗战之路似乎也就此终结了。一向热情如火的他，却很少提及自己在苏联的遭遇。那其中是怎样的况味，后人怕是很难体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