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勃兴主要起因于对既有文学理论体系的不满。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多部文学理论教材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体系的封闭性，二是知识的绝对普适化与真理化倾向。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王一川的《文学理论》、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在体例上都与传统的封闭和真理化倾向的块式结构体系有着根本不同。但新问题亦随之而来。松散的结构使得教材内容偏于随意，相互间的逻辑勾连也严重弱化。童庆炳认为，这种反本质主义已经是一个传统的老话题。19世纪之前，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本质主义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确实主导着西方哲学界。19世纪以来，起来反对本质主义的学者首先是马克思，他以历史的研究方法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随后的尼采、萨特、海德格尔都持反本质主义立场。童庆炳明确地指出，“对于反本质主义要有明智的看法。反本质主义不能走向极端。走向极端的反本质主义必然要导致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杨春时也认为，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有拓展研究视野，打破传统文学研究模式的功劳，但它使得文学本质的言说失去了合法性，文学理论的建构被取消，从而可能导致虚无主义。

    王瑞瑞、廖述务：《困境与突围——论新世纪文学理论体系的多元建构》，摘自《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