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都
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值此契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专题展览中，大陆民众得以接触到国民革命军中的“军旅画家”梁又铭在抗日战争期间创作的一批珍贵画作。此次展出的梁氏作品不仅砥砺人心、凝聚共识，且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价值，又展现出美术史研究的全新视角。梁又铭擅长人物画、漫画，又以画羊闻名，抗日战争期间作有抗战题材绘画二百余幅及速写一百余幅。关于梁又铭的现有研究，基本集中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国民政府东渡台湾之后，而有关梁氏何以学有所成，何以学以致用，现有研究均一笔带过。
近年来，随着海派绘画的深入研究，包括月份牌年画在内的上海商业画，已经被纳入到海派绘画中。虽然尚没有发现有关梁又铭早年创作的商业性绘画的作品或相关文献，以证明其习画的目的是进行商业画创作。但早在1925年，19岁的梁又铭便成为上海“艺海美术公司”美术主任。如此少年英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广告业站住脚跟，除天资聪慧以外，也足以证明作为早期月份牌名家的梁鼎铭对弟弟梁又铭的美术教育包含了商业画方面。而与梁鼎铭毕业于南洋测绘学校，且游历欧洲不同，除商业文化下的海派绘画之外，梁又铭并没有系统接触其他艺术的途径。
对于已有的“月份牌”研究而言，凡论及月份牌的时代气息，则以画作所涉人物、事物之摩登为主，而涉及民族、国家、社会等问题时，也就是如何运用已有的形式、技法为人民、社会、国家服务的问题时，基本都归结为“三大改造”之后的计划经济的确立以及商品经济的完结。
但是，并非所有的月份牌年画画家都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才形成艺术为国家、为人民的政治觉悟的。早在1925年，梁鼎铭就因忧患于民族、国家的前途而放弃了在旧上海报酬优厚的画师工作，南下广东投身革命。1926年，应梁鼎铭之召，两个孪生胞弟梁又铭、梁中铭也放弃了在艺海美术公司的膏腴之职，以画笔投身革命。梁氏兄弟除担任画报编辑以外，更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题材画作。
通观梁又铭的所有画作，有以下特点可以体现其画理与“海派绘画”之间的关系：其一，梁又铭早年受训于西洋素描，人体比例准确，同时，在处理中国画的人物形象方面，他以线条勾勒，再略施粉彩，大大地减弱明暗关系，体现了明显的中西融合风格。其二，如《风雨归牧》、《归牧图》中的牧女，《农耕》中表现使用机械耕种后产量倍增的农妇，都是文静典雅的女性形象。而这种通过面容姣好的女郎表现当下的风格，同样体现在抗日题材中，如《杀敌归来》、《义卖队》等等。不管是以仕女推广农用机械，还是以仕女表现对抗战的支持，俨然就是月份牌年画，这是梁又铭重视消费文化对宣传作用的表现。但这种融合商业美术的意识，并不始于政治的要求，而是出于“自觉”——从商业性绘画过渡到现实主义绘画。其三，梁又铭是一位全才的画家，画作多元化，如表现女性形象时，并不一味地塑造仕女形象，比如表现日军凶残的《劫后哀鸿》等，都是真实的、痛苦的女性形态；又如表现国家需要巾帼英雄的《不闻爷娘唤女声》，则是目光坚毅、体格健硕的女性形象，而这种变化，则是其“艺术为社会”的画学思想使然。
梁又铭从没有明确地提出某某主义，或倡导某某主义的画学理论，但其画作属于现实主义绘画。徐悲鸿是现实主义绘画中最重要的标杆之一，梁又铭所作“正气歌”系列（1939年）正如徐悲鸿所作《愚公移山》（1940年），都是采用以古喻今的手法激励全民族抗日，比对二者的异同，更便于我们理解梁又铭的艺术思想。目前尚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论证梁又铭与徐悲鸿存在任何交集，而唯一的共性则是二人都在上海从事过商业美术的创作。
大陆有关徐悲鸿与现实主义的现有研究几乎全部集中于“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也就是现实主义下的中西问题，但学界并没有重视商业文化对其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徐悲鸿创作的商业画数量很少，且相关图式资料于2014年底才披露出来；另一方面，徐氏并不重视这段经历，不曾明文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画学思想中，他甚至鄙夷月份牌年画。正如他所说：“上海月份牌，浅人视之美。”然而，纵使徐悲鸿对以月份牌为主的商业画持否定的态度，但其系统习学西画的经历，却并没有让他像其他“权威”一样漠视民间美术和艺人。从徐悲鸿对泥人张的盛誉，以及与齐白石的莫逆之交，则足以说明，徐悲鸿对民间艺术是存在认同感的，而这种西画“科班”与民间“草根”的对立统一，除来自于他青年时随父辗转乡间卖画，以及在上海创作商业画的经历，并无其他来源，也就是类似于“海派文化”意义下的“从俗”。
这种“从俗”的海派特性，在梁又铭的画论中也有所体现。梁又铭没有关于画论的专门著作，也极少著文发表艺术见解，仅散见于画册及报纸中，目前已知最早的文论见诸于《建康日报》1944年3月14日第四版的《记梁氏兄弟论画谈片》。文中的要点有四：一、作画最难的是表现习以为常的事物；二、古人的穿着、出行与今人的穿着、出行，无关乎雅俗之别；三、元清的文人画表现唐宋明遗风及不写实的景物等等，与汉人受到压制有关，是寄情与追思；四、绘画应该表现当下，应该“成教化，助人伦”，“化民成俗”。
上述四点，是梁又铭一以贯之的艺术思想，简言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表现当下的时代精神，若结合梁又铭从事商业性绘画的经历，则全然是借助艺术（月份牌）促进相关商品取得更好销量的政治翻版，这充分体现了海派绘画的“从俗”思想，所以，不同于徐悲鸿在写实主义框架之下，对各种艺术形式不分贵贱地兼容并蓄，梁又铭是在“化民成俗”，也就是艺术为社会、为人民的框架下，对各种表现对象不分雅俗地兼容并蓄，而写实主义只是梁氏达到这一框架的手段。
不管梁又铭在政治上如何“站队”，不外乎受时代精神、地域文化、家训之精忠报国的影响，而梁又铭首先作为一位爱国艺术家，其绘画成就应该被整个中国社会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