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刘德有（文化部原副部长）
编者按：为落实中央领导指示精神，抢救老同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2014年以来，文化部将文艺战线老领导、老艺术家回忆录整理工作列为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完成多位文化部老部长、老艺术家口述史的摄制。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报特选取有关内容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1931年农历七月，我出生在大连。
现在提起大连，人们自然会想起那是一座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美丽海滨城市。然而，我出生时那里却是悲惨的景象。我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一个月，出生在当时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大连。记得开始懂事后，父母常常对我说：“你满月的那一天，发生了‘奉天事变’。街上，到处在散发号外。”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平乡县乞村（属现在邢台市），家乡土地多是盐碱地，收成极少，当地老百姓吃糠咽菜，难以果腹。父亲14岁时背井离乡，只身闯关东来到大连。在大连初期，父亲在一家店铺当学徒，后来凑了一点钱，自己搞了一个小铺面，卖杂粮，后改为卖文具兼营书籍，是个典型的夫妻店。小时候，通过我家那个小小的文具店，也体会到中国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担惊受怕的非人生活。
首先是日益严密的“文网”。殖民地的历史造成大连的文化落后，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日本人根本不可能完全切断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大连的文化一直与祖国文化有割不断的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我家经营的书籍中就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进步作家的作品，记得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就有很多。茅盾、巴金、老舍等的小说，夏衍的《包身工》等报告文学，都摆在书架上出售。但是，不时有穿便衣的刑事冒充顾客到店里来检查，他们东翻翻、西看看，检出几本进步书籍，用带威胁的口吻说：“这些都是禁书，为什么摆出来卖？没收！”这时才发现原来这名“顾客”是为日本警察效犬马之劳的走狗。但一切都晚了，刑事说罢，夹着书扬长而去。
说到刑事，还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家的店铺里进来两个“顾客”要“买”万国旗。父亲从柜台里取出万国旗递给“顾客”，那“顾客”一下子把万国旗抖落开来，一连串各国国旗中间夹着一面中国国旗。这时，那人才把原来立起来的大衣领子放下，露出真面目，并自报家门说是“沙河口警察署”的某某，又厉声对父亲说：“你知道不知道这面旗子犯禁？卖它是要受处罚的。你是不是‘反满抗日’？明天上午，你到署里来找我！”这种刑事属于特高科警察，中国老百姓人人都恨。他们所干的勾当，就是监视各界活动、检查出版物、侦察和镇压进步组织和抗日活动。
第二天上午，父亲按指定时间到了“沙河口警察署”。我和母亲不知父亲会发生什么事，心一直吊到嗓子眼儿，盼望父亲能早点回家。我们感到每一秒钟都过得那样慢。快中午时，终于把父亲盼回来了。父亲说，到了“警察署”，那个一脸横肉的刑事先把他狠狠训斥一通，然后命令写一份“始末书”（即“书面检讨”）。按当时的惯例，父亲到附近一家“代书”事务所，求人代写了一份交上去，才被放回家。
日本统治者在大连推行文化奴役政策，但是中国人既没有被同化，人心也没有被征服。除了极少数汉奸、走狗外，大连的中国老百姓始终保持着中国文化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殖民当局采取的种族歧视和高压政策，更激起了人民的敌对情绪和抗拒心理，更强化了要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愿望和要求。
再从经济方面看，那个时候，大连的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很苦，也很惨。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统治者把“关东州”的经济转为战时体制，并且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掠夺和压榨。大连老百姓的粮食和食品，实行的是定量“配给”制度，名义上是“配给”苞米面，但实际上发的常常是难以下咽的橡子面，而且“配给”量很少，根本不够吃，成年男子每月不足10公斤，成年女子每月8.1公斤，小孩、老人递减。当局对日本人采取优待政策，定量供给大米、黄豆。中国人如果通过“黑市”弄到大米、白面，便是“经济犯”，一旦被发现就要抓起来。记得那时我家七八口人，不够吃，母亲为了让孩子们尽量吃饱，自己却常常躲到一旁啃烂苹果充饥。我家在大连郊区附近的沙河口，周围住着很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苦百姓，其中不少是从山东等地逃难来的，他们平时的艰难超出人们的想象。到了年关夜晚守岁时，伴随着呼啸的北风，时时能听到蜷缩在街头的穷汉发出的凄惨呻吟声。
由于日本统治者野蛮残酷的剥夺，大连越来越走向萧条和崩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局对商店实行了所谓“物价停止令”，对经济实行了更加严格的统制。那时，父亲按当局的要求，刻了一枚写有“停”字的小圆章，盖在每件商品的价格旁边，表明此物价不再变动。这样一来，本来就不景气的夫妻店更加萧条，只得关门大吉。父亲从此到南沙河口的大连机械厂做工去了。
在日本统治者的高压下，大连的中国老百姓表面上不谈国事，但在私下、在好友之间，偷偷议论走向穷途末路的日本统治者，大家都盼望着它早日垮台。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连就曾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活动。记得我还在小学初年级时，看到我家附近马路上晒了大量被火烧焦了的谷物。那谷物湿漉漉的，显然是被水浇过。大人们偷偷告诉我，这些谷物原来存放在大连码头的仓库里，是有人放火烧的。解放后，证实这是由爱国进步青年（包括部分共产党员）组织的“抗日放火团”给敌人的一次沉重打击。从1934年到1940年6年间，他们先后在大连组织放火、爆破50余起，日寇遭受巨大损失。
小时候，父亲还给我多次讲述过上世纪20年代，傅景阳领导大连中华工学会和大连铁路工厂工人罢工的故事，这是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的。他总是在确认没有外人的情况下，放低声音娓娓讲来，而我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感到这位工人领袖很了不起，也很神秘。解放后，我才知道，那时大连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且领导过几次大的斗争。傅景阳就是第一批在大连被发展的共产党员。日寇统治大连时期，党的地下组织曾4次遭到大破坏。到了日寇统治后期，大连的中国老百姓私下传颂着山东八路军神出鬼没打日本的事迹。人们说到八路军时往往不说话，仅伸出一只手做一个“八”字，大家就心领神会了。
我在日本人办的学校上学
日本统治大连时，推行的是为其统治服务的殖民地教育。当时，它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搞的是两种教育：对日本人实行的是灌输殖民主义思想的特殊教育，对中国人实行的则是灌输愚民思想的奴化教育。我上的小学是面向日本人子弟的“大连霞寻常小学校”，后改名为“大连霞国民学校”。我上这个学校纯系偶然。小时候我很顽皮，一天我惹了祸，遭到父亲责打。恰巧这时，老邻居也是老主顾王某来我家店铺买东西，看到这一情景，便对我父亲说：“我的侄子在‘满铁’的一所幼儿园学习已经一年了。你为何不把孩子送去呢？”父亲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可以把孩子送到那样的地方？”王某说：“我替你说说看。”后来，这事果然成了。我在那所幼儿园待了两年，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园长就把我推荐到附近的“霞寻常小学校”。6年毕业后要升中学。那时已经取消升学考试，我便直接进了同样面向日本学生的“大连中学校”。这所学校里学生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只有少数是中国人。
那时候，我在家里讲中国话，在学校则用日语上课。但随着年龄增长，学校里灌输的一套宣扬“大日本帝国”以及歧视、贬低或诬蔑中国的思想，常常使我感到苦闷和不是滋味，对学校里教的那一套，有时感到格格不入甚至反感。
最突出的是学校里上“修身课”。从小学到中学，每周两课，都安排在上午的第一堂，可见当局是多么重视这一科目。我在中学时，外号“狐狸”的池田校长专门教“修身”。每次一上来，他就让学生闭目打坐，鼓吹一通“皇国思想”“万世一系”“忠君爱国”“大和民族优越”“圣战必胜”“武运长久”等谬论。我坐在课堂里，心里很烦，思想常常开小差，根本不认真听。
还有，每天早晨学校举行“朝会”，要求全校学生面朝东京“皇宫”方向行90度的“最敬礼”，口令是“东方遥拜，最敬礼”！每当这时，我在心里默念“东方要败”！其实，当时生活在大连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心里都是这样想的。同样是“朝会”，学校还有一着“与众不同”，就是做早操时，不管五冬六夏，要学生一律把上衣脱光。夏天可以，冬天寒风刺骨，真是难熬。为了让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学校里还配备有日本军官。这种“教练课”是日本中学的必修课。当局通过这些做法，企图在日本学生中培育“大和魂”，灌输法西斯思想。
他们对学生的管理也是法西斯式的。教数学的铃木绰号“W”，这是学生们按他头发前沿的形状奉送的名字，他的另一个绰号是“疯狗”。他教的数学，学生常常听不懂，不懂就要受体罚。我的数学成绩不佳，有时被叫到黑板前演算，算错了，也挨过拳头。“W”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有名中国同学“L”，一天上学时忘记带历史课作业本便回家去取。等返回学校时，“朝会”已开始。迟到的学生被值班生带到列好的队伍后面站着。那一天说来也巧，“W”那个班级的学生迟到的最多，在操场上很是打眼。“W”一看，火冒三丈。“朝会”一结束，“W”急不可耐地走到迟到的同学面前，每人“赏”一记耳光。但是，唯独对“L”“罪加一等”“严惩不贷”，“L”的头部、面部遭到暴风雨般的猛烈袭击。那时，我暗暗想：为什么偏偏对中国同学这样残酷呢？这不是对中国人的歧视是什么？
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投降了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前，我在学校里也能感受到日本人已惶惶不可终日。那一年，我上中学二年级。一开学，就发现很多老师不见了。后来听说尽管他们年纪较大，但由于兵员奇缺，也被征去当兵了。学校里虽然来了几个生面孔的老师，但他们也不正经上课，天天强迫学生“勤劳奉仕”——挖“防空”用的“蓄水池”。过了一些日子，班级里有几个狂热的“忠于皇国”的日本学生也突然不见了，他们竟去投考“预科练”的少年航空兵，准备充当“炮灰”。8月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出兵东北，学校当局又拉二年级的学生去挖企图阻挡苏军坦克的所谓“战车壕”。说实在的，无论是“蓄水池”还是“战车壕”，都不过是儿戏，根本无济于事。
8月15日上午，我们正在工地劳动，突然接到通知，要我们列队到附近的下藤小学校操场听中午的“重大广播”。中午，从扩音器里传出了刺耳的杂音，间或听见有一个人在讲话，但不知是谁在讲什么。由于校方要求学生都低下头听广播，所以猜测是日本天皇讲话。我们稀里糊涂地听完了广播，又列队返回工地吃午饭。有几个日本学生去本校打热水，听到新闻广播，知道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告诉大家这个消息。我们几个中国学生真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小日本，这一下子可完蛋了。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但是，当时日本的武装还没有被解除，我们只能把无比的喜悦藏在心里，还不敢表露出来。该死的“勤劳奉仕”，立即收了摊儿。
从此，我永远告别了日本殖民者办的大连中学。大连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人民重见天日。（黄 悦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