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军

    2010年的冬天，甘肃定西市崖边村老人厉敬明去世。我回到崖边正好赶上他的葬礼。

    婚丧嫁娶是崖边人最具仪式感的生活。村庄的传统是：每次有人出生、结婚或死亡，全村人都会出动。村庄就在这样的生离死别、迎来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从明末清初的几户人发展到如今的80多户人。

    我记忆中，崖边所有的葬礼都是倾村出动，但厉敬明的葬礼冷冷清清。抬棺材、挑纸火，人手几乎不够用，妇女儿童都在积极帮忙。唢呐伴随着稀疏的送葬队伍，和我记忆中人们成群结队、熙熙攘攘的崖边葬礼相比，这场景更显凄凉。葬礼第二天，村民厉永强来我家串门，他和村长阎海平继续谈论昨天的葬礼。“昨天到底是棺材太重，还是抬棺材的人太少，真把人累死了？”厉永强引出了话题。阎海平分析说：“棺材都差不多，老汉临死前瘦干了没重量，关键是人太少。昨天咱们就8个人，一共抬了十里路，还有上坡路，肯定感觉吃力。”由于年轻人外出务工，像厉永强和阎海平这样的中年人成了崖边集体劳动、公益劳动中的主力。他俩为人诚恳，常年难以外出，几乎村里的所有公益性劳动都会积极参与。

    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被遗弃和荒芜。参军、考学、打工，几乎快抽光了乡村的活力，人人“挤破头”朝向城市，乡村只剩下了老弱病残。走出去的人很少回来，上学的想尽一切办法找工作力图留在城市；从军的尽其所能长久待在部队，即使复员回来，也能赚到一笔丰厚的安置费，在城里安家有了基础；出卖劳力谋生的农民，一旦到了城里，也不愿返乡，举家混迹城市一隅，舍弃淡泊的家业毫不悔惧。能出去的都出去了，村庄只有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年老的一个接着一个离世……放眼全国农村，大体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这些新名词是紧随20世纪末的“三农问题”出现的。农村只留下了“386199部队”。

    “386199部队”驻守的村庄，最紧迫最凄惨的是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长大了会想办法离开村庄，留守妇女会想办法跟随丈夫外出，即便留守也能实现自我照顾。而留守村里的老人老无所依，即使有再多的金钱，一旦丧失劳动能力，金钱也无法变成照顾老人的贴心子孙，无法“采购”人间亲情的温馨。

    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庄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仪式正在被逐渐湮灭。崖边从2000年到2014年，只举办过5场婚礼。婚礼不在村里举办，新生儿的“满月酒”自然也挪进了城市。唯有葬礼，是村庄无法舍弃的规则，而年轻人越来越少，葬礼仪式能否按照旧制度举行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厉斌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自从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这些年一直没见过面。2010年我专门去他家看看，只见大门紧锁，院落荒草丛生。附近的邻居说厉斌的父亲得怪病死了，厉斌这些年从来没回来过。

    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就散了。

    崖边到底有多少人外出，阎海平作为村长仔细算了算说：“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个人，多的三四个人，最多的全家都出去了。全村81户人有15户已经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

    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自然村锐减，崖边也更加萧条了，但没有衰亡。它由厉敬明、宋福禄一样的老人和阎海平、厉永强一样的中年人守护着。

    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乡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土地搬不动，农民依赖土地、固守土地，形成了乡土中国，形成了农业文明。这是费孝通60多年前总结“乡土中国”特点的依据。

    尽管费孝通总结的社会结构特点依然能在中国乡土社会窥见一斑，但总体而言，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浪潮以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社会学者贺雪峰将其概括为“新乡土中国”。

    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过渡，是中国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这个过渡时期的农村问题，便是“新乡土中国”问题。在千百万个“崖边”，“386199部队”守卫的村庄是“新乡土中国”最大的忧伤和惆怅。

    （本书为《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一书的序，该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