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屈 菡
1937年抗战初期，茅盾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上海沦陷后，大批文人、商人和学者纷纷涌入香港。1941年，茅盾也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来到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及文化精英，茅盾、夏衍、邹韬奋等人处境危急。1942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在中共广东地方组织、香港中共地下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的周密部署下，茅盾夫妇与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等800多名被日军搜捕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静悄悄地从日军封锁下的香港神秘“失踪”，数月后安全抵达抗日后方和根据地。在此过程中，无一人受伤，无一人被捕。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不朽的长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献展”于近期结束，其中就展出了茅盾先生著的《脱险杂记》手稿，该稿1948年9月追记于香港，1949年8月在北平修改。《脱险杂记》生动翔实地记述了此次撤离经过。
日本侵占香港后，香港秩序混乱，日军为了解决战后缺粮问题，准备疏散大批难民到内地去。共产党营救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时机来了。
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妇与叶以群、戈宝权、高汾等人准备动身离开香港。当天，他们先被带到了皇后大道东的临时集中点，装扮成疏散的难民模样，通过了日军的检查站。黄昏时，拐到铜锣湾糖街。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上了避风塘中一条大船，这就是早已租用的“海上交通站”。船上已有另外的交通员送来的邹韬奋、胡绳夫妇、廖沫沙等人。茅盾在《脱险杂记》中写到了当时的情景：
现在已经暮色苍茫，再过一会就是戒严的时间到了，路上要禁止通行，我们不能不赶紧走。可是我们走不快。肩头的小包袱渐见沉重，而路又不好走。大概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向导”自过关后便不走大路而在一些小巷子里穿进穿出；其实这些还不能说是小巷子，这只是两座大房子中间留出的夹缝，又仄又黑又布满了各种各样垃圾。在这些垃圾中间，我两次看见了婴儿的尸体，其中一个大约不满半岁，仰天躺着，上身赤裸，五官端正，肤色未变，想来死了不久。我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就在这当儿，险些一脚踹在另一个婴儿尸体的腿上，这一个，上身好像已经被野狗咬过。一整天来，我第一次心跳起来。
终于我们走下崎岖不平的埠头。船就在前面。这里，大小船只极多，密密层层，挤得紧紧的。现在天色当真黑了，丈外不辨皂白。一条大船上有人出来接应了，代我们拿着小包袱。走上一条跳板的时候，听得那边又一条大船上有人连声唤着“电筒，电筒；小心呀，扶一把。”这声音很熟。这是R君（连贯，香港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编者注）。
通过一条大船，到了又一条大船上，我突然怔住了。这哪里像逃难，这简直像开会；许多熟面孔全在这里了，闹烘烘地交换谈着十八天香港战争中各人的经历。
翌日凌晨3时，海面上大雾笼罩，伸手不见五指。趁日军巡逻快艇停止活动的时机，这批人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悄悄爬进了3只小艇。待铜锣湾出口处的日军换岗的机会，3只小艇飞快地冲向海峡，划向九龙。天刚拂晓，小艇到了九龙的红磡。他们迅速上岸，穿过九龙市区，到达旺角通莱街的联络地点。在这里，早在等待的李健行接待了他们，将茅盾、邹韬奋等人安排在油麻地佐敦，在他家里暂憩。
11日清晨，邹韬奋、茅盾等10余人，在交通员的带领下，通过了日军制定的难民向内地疏散的路线青山道。上午10点，到达了荃湾山脚下的临时接待站。吃过午饭，他们脱离了向西疏散的难民群，向北走小路进入山区。第二天，他们继续上路，到达元朗。接着便是渡过深圳河。茅盾在《脱险杂记》中有这样的描述：
三十多分钟以后，三条木船都靠了岸；这是宝安县属，是沦陷区。
此地一望平坦，全是稻田，远处青山，像一座屏风；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
岸上有三个日本兵，他们是来检查我们的护照（元朗伪组织所发的），并点验人数。大家以为不免要把行李打开让他们看一看，哪里知道竟也不必。日本兵一面唱数，一面挥手，似乎不很耐烦。
过了这“鬼门关”的人们都跑得很快。现在当然不是整齐的队形了，三三两两，颇为凌乱。
13日，邹韬奋、茅盾等一行终于踏上了进入游击区的最后数里路程。他们迅速通过一条日军封锁线——宝（安）深（圳）公路，爬上了梅林坳。梅林坳是宝安游击区南部的屏障，北面山下就是游击队临时指挥所驻地白石龙。在这里，他们见了东江游击队的领导人曾生、尹林平、王作尧等。
最早离开宝安游击区的是茅盾夫妇、胡仲持、叶以群和廖沫沙，他们在游击队武装护送下向惠州转移。2月3日、6日，日军再次占领传罗、惠州，茅盾等人只好留在这里隐蔽起来。这时，由陆路东线转移的张友渔、沈志远、戈宝权、韩幽桐、胡风等也到达这里。他们在这里滞留了约一个星期。日军在传罗、惠州抢掠后退走了，这批人士才在惠阳大队短枪队的护送下，到达惠阳县淡水附近的茶园。
2月13日，茅盾等20余人在中共惠州区委书记蓝造的带领下起程。夜里，在经过一座小石桥时，茅盾夫人不慎掉到了河里，幸好桥不高，河里只有水草和烂泥，没有跌伤，只滚了一身泥巴。一场虚惊之后，继续赶路，至下半夜1点多到达惠阳。
这样摸黑走着走着，忽然听得脑后扑通一声，我出惊地立刻站住，叫道：“谁跌一跤了！”但同时意识到，这一定是沚（茅盾妻子孔德沚。——编者注），而且我正走在桥上，于是又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掉下河里去了！”
因为听说是河罢，走在后面的C他们也吃惊了，亮了电筒。我看见我果然站在几条石板搭成的桥上，而从桥上向下看，深深地竟不见底，这可把我骇呆了。这时，C他们赶上来了。两个兵也来了。用电筒再照，桥下深有二丈。大家都觉得事情糟了。可是，桥下却传来了沚的声音：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来呀？
这真是奇迹。亮起电筒再照，看见了，沚站在桥下靠近那两丈许陡峭的河岸。我又喜又惊，着急问：
“受伤没有？”
“没有，没有。赶快设法拉我上来呀！”
两个“保镖”的官兵都沿着一个斜坡下去，终于把沚接上来了。她全身的衣服都已湿透，可又没有替换；她脱下了外面的大衣，将内部的衣服拧几把，听那泼拉拉的水声，宛如倒了一脸盆。我怕她受寒，脱下我的棉袄给她，可是她不要，反倒催我们快走。
“快走罢！”她勇敢地说，“走走就不冷了！”
2月17日，这批文化人士在地下党的护送下，乘船从惠阳到了老隆，由连贯负责将他们转送韶关。然后，转移到桂林和重庆。
从香港沦陷后展开的大规模秘密营救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至9月下旬，经历了9个月后圆满结束。被营救者和家属回到大后方的共计800余人。这场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