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权

    近年来，王阳明传记及其著作成为坊间受到热捧的读物，各种书店都要有几本和王阳明有关的著作。一位哲学家能够引发大众如此的聚焦和关注，不能不引人深思。

    王阳明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与朱熹一起被目为中国近古以来思想学说的两座高峰。黄宗羲论及王学时说：“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现代思想学术奠基人蔡元培也说：“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生于浙江余姚，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活了57岁。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之所以号阳明，是因为王阳明青年时曾结庐于浙江会稽山阳明洞，尝自号阳明子，后世遂以称焉。

    今日重读阳明学说，可注意者当有如下三端：新圣人观、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此三点，彼此连属，对于今日重构乡村社会秩序，意义深远。早期儒家强调“修身”，宋元以来，理学兴盛，士子读书于“修身”之外，进而以“成圣”自许。直至清代，读书界风习还是如此，因此曾国藩尝有名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阳明学是理学到明代的一个重大发展。王阳明生逢其世，虽同意儒学前贤“圣人之所以为圣，以其生而知之”，但却主张“良知人人皆有”“人胸中各有个圣人”。王氏尝谓：“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新圣人观”不止肯定个人品德的可完美性，而且充分体现个体对身处社会的价值理想。

    针对朱熹的“新民说”，阳明主张“亲民”。朱子学说涉及天地、君国，阳明学说则更多论及孝悌仁慈、日常伦理。这些相异的背后，是自明中叶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分化相应加剧，民间矛盾日益表面化。王阳明敏锐意识到，社会已经发展到仅凭以往朱子所谓依靠为政者个人修养而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德政、教化不足以应对的地步。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倡导推广乡约、保甲，讲万物一体之仁、孝悌仁慈、日常伦理，寄希望于地方士绅、父老，进行自下而上的秩序构建。

    阳明思想发生与普及的背景，多归结于明初理学的僵硬与政治腐败两大因素。从弘治到正德、嘉靖时期（1488—1566），皇帝与文官集团关系从融洽渐趋紧张而对立，社会新的阶层形成，民间矛盾日益表面化，士风苶靡，士子激愤，迷失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生于此时的王阳明，其人生在走过濒临死亡的恐惧与沮丧后，龙场一悟不但标志着他个人走出生命绝境，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其所领悟而开创的新学风，更为那个时代的士人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积极进取、救世济民的儒学之道。

    今日中国，从顶层设计到民间努力都在倡导价值和秩序重建，中国人可以从先贤明哲的训谕中获得灵感和启示。至于因为时代变迁而导致的欠缺和错位，就需要每一个人凭借现代观念去甄别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