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晖
近日，我从一熟悉的书商手中得到四川女作家魏德芳写给湖北作家碧野的三封信，其中一封谈到赴上海看望巴金的事情，写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日。信上说：记得几年前我在上海医院里看望巴金，正巧，曹禺也住在那医院里，那时他还能自由走路，还没坐轮椅哩！巴金虽年事已高，头脑清晰，尚能走路，亦是文坛幸事！此信写赴上海看望巴金，具体的时间、地点仅用“几年前”“上海医院”等模糊叙述，苦于资料缺乏而不得详情。得此信时，魏德芳、碧野先后离世，已无缘求教。
魏德芳，生于一九二二年，四川峨眉人，曾在郭沫若领导下的重庆群益出版社工作，其丈夫刘盛亚（一九一五年——一九六○年，重庆南县人，作家），任过群益出版社总编，曾任教于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熊佛西主持下的四川省立戏剧学校，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出自他手，是我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当时被誉为“南方神童”，被誉为“北方神童”的是在余上沅主持下的江安国立剧专任教的吴祖光。与魏德芳夫妇同时在该出版社工作的，有阳翰笙、陈白尘、夏衍、老舍、聂绀弩等作家。刘盛亚长篇小说《夜雾》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与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憩园》、靳以的《前夕》、沙汀的《淘金记》、骆宾基的《边陲线上》、萧军的《第三代》、师陀的《马兰》等，属于该社“现代长篇小说丛书”，由巴金主编。一九三五年，刚刚二十岁、正在读中学的刘盛亚在靳以、巴金等编辑的《文学季刊》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处女作——小说《白的笑》。从这里可以看出，同在重庆做编辑工作的魏德芳夫妇与巴金很熟悉，联系很多。新中国成立后，魏德芳夫妇都在四川工作，一九五八年，刘盛亚及其任川大农学院院长的父亲刘伯量一起被划为右派，送四川峨边沙坪劳教农场改造，一九六○年死于该农场，农场不发死亡通知，一个家属都不知情，后来魏德芳到该农场，连遗骸都没有找到。刘盛亚在“文革”后的一九七九年得以平凡昭雪，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二○○七年二月十一日，魏德芳也在成都逝世，享年八十五岁。现在，他们夫妇的名字已鲜有人提及了。一九七九年五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家辞典》，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茅盾题签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下册），共收录“五四”以来二百四十九位作家的传略，上面都没有两人的传略简介。
对于魏德芳夫妇的事情，巴金非常关心，在致其侄李致（生于一九二九年，巴金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曾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文联主席、名誉主席）的信中四次言及。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七日信中说：我接到魏德芳同志来信，盛亚的事，你能为他们讲话时，就讲几句吧。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信中说：刘盛亚追悼会，我明天找文联打电报去，请代送花圈，我尚未得到通知。一九八○年三月十八日信中说：有两件事提一下，只是提一下罢了。由你们决定。一、刘盛亚的遗作是不是可以考虑出一本，有人说《卐字旗下》可出，你们看看怎样？落实政策嘛。一九八○年十二月九日信中说：听说你们要出版刘盛亚遗作，很好。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在致何洁的信中也提及刘盛亚：请替我问候流沙河同志，这些年他吃够苦了。但比起刘盛亚同志来，他能活到今天，还是幸福的。一九八三年，在巴金的多次关怀和过问下，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魏德芳编、陈白尘作序的《刘盛亚选集》（一九八三年六月版），选集中的文章，多曾发表于《文艺阵地》《抗战文艺》等刊物。魏德芳在该书《后记》中说：幸有巴金、陈白尘、扬波、巴波等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以及出版部门的帮助，才得以出版。由此可见巴金对魏德芳夫妇的感情之深。
群益出版社，创建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得到周恩来的支持，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侄子郭宗益（字培谦）及刘盛亚参与创建，出版社社名就是从于立群、郭宗益两个名字中各取一字集成，魏德芳姐姐魏蓉芳系郭培谦的妻子，郭培谦与刘盛亚就是连襟关系了，资金筹集时，魏德芳夫妇也入了股，以当时的黄金折算，魏出资四点七二两，刘以著作稿酬、版税代替入股三点三两，新中国成立后，群益出版社、海燕书店、大浮出版公司联合成立新文艺出版社，与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组建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巴金、魏德芳工作过的出版社合并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回头再来说魏德芳在给碧野信中提到看望巴金的事。碧野上世纪四十年代也曾在重庆工作，住在南岸区黄桷垭文峰塔下，一边写作一边教书（据碧野《山城灯火》），当时彼此之间应就很熟悉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忽一日，读到田一文（一九一九年——一九八九年，作家，湖北武汉市黄陂人，曾在巴金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任过出版社重庆办事处经理、出版社襄理）著《我忆巴金》（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版）一书，内中有一篇《三月的会晤》恰恰记叙了这次看望巴金的全过程，时间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三月十七日，魏德芳和住在成都妹妹处的田一文，以及田的外甥、外甥媳妇一起，乘坐从成都到上海的一八四次列车到达上海，巴金委派其弟纪申（即李济生，田一文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时的同事）到站台接站，安排住在招待所。十八日，纪申在家中招待了他们，并告知下午三点以后，到华东医院看望巴金。
《三月的会晤》一文中写道：纪申走在前面，他把我们引进华东医院……我们走入电梯门内，电梯一下子就把我们升到七楼。没走多少步，就走到了巴金的病室（北七楼病房，笔者注）。他刚刚送客出来，我不知道客人是谁。我和客人有一定的距离，加上我的视力太坏，看不清客人的面孔，但客人看到并认出了我，并且叫道：田一文！一听声音，我就知道是曹禺。我迎上去，喊着“家宝兄”。我们握了握手，我们相视而笑。
《三月的会晤》一文中继续写道：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刚向他转达了成都、北京几个朋友的问候和他们对于他八十寿辰的祝贺，德芳已端了一把折叠椅挨近他坐着，像有很多话要跟巴金说……曹禺陪着我们一起回到病室，坐了一会儿，先走了。德芳还在跟巴金说话。但纪申提醒说：我们该走了。巴金站了起来，我跟他握手道别，请他不要送，他无论如何不肯，坚持着送我们。走到曹禺的病室门口，我说要向他告辞，巴金也跟着我们一起走进曹禺的病室。接着，巴金和曹禺把我们送到电梯门外，这才互相珍重地道了再见。引文至此，就可以看出，魏德芳信中说的和田一文文章中谈到的，是同时间一同到华东医院看望巴金的事情，看到的是巴金“虽年事已高，头脑清晰，尚能走路”，住在同一医院的曹禺“能自由走路，还没坐轮椅”。
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些细节，给《我忆巴金》一书的责任编辑、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龚明德写信，他在《我忆巴金》的扉页上的题跋算是复信了，题跋为：《我忆巴金》这小书，除宋海东乡友写的，还有我的补记外，已记不起还有什么史事可说了。等我找出田一文给我的信，或许可多知道一些。题跋中提及的宋海东，是田一文老家武汉市黄陂的，写过巴金与田一文的往事《巴金与田一文：友谊与龃龉》（载《名人传记（上半月）》二○一二年第三期），文中也叙及魏德芳与田一文一起看望巴金的事，“一九八四年三月，田一文直接从成都来到上海看望巴金，李济生前往站台迎接……次日，在李济生的联系下，田一文在华东医院见到久别的巴金，同行的还有一位已故作家的夫人”，这位“已故作家的夫人”就是魏德芳了。龚明德后来又写文进行补充。田一文给龚明德的信中提及了这次上海会晤巴金更详细的情况没有呢，再者，巴金给其他友人的信中是否提及魏德芳夫妇呢，期待有新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