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选择——和其他正在走向空心化的村庄一样，远在贵州深山的中关村，是一个种烤烟的普通黔北村庄，砖混新房和穿斗式旧民居随着地势错落在山腰间，年轻人出外谋生，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在刷白墙、修公路成为新农村建设标配的当下，这个村庄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过去1年时间里，在多方力量的共建下，“乡建恨晚”的中关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别样的乡建路径。而这个普通村庄的裂变，也让更多像它一样的中国普通村庄，看到了改变的可能性。
中关村的村民逐渐意识到，乡村改造是村民自己的事情。
□□本报记者 鲁娜 文/图
北京中关村，科技、资本云集，是一片创业热土。而远在千里之外的贵州省桐梓县一个也叫中关村的村庄，则是另一番景象。
大山深处的中关村大湾组，比半个小时车程外桐梓县城的气温要冷上好几度，这里几乎接收不到手机信号。进村后沿着玉米地旁的小路，目之所及是沿着山坡起伏的、层层叠叠的瓦片屋顶和木质民居，前方就是年轻夫妇徐儒东的家。
徐儒东夫妇在贵州遵义打工时相识并结婚，东嫂一身好厨艺。两人婚后便回到中关村干起了祖辈相传的烤烟种植和粗加工，烤烟是一个比庄稼活更累的活计，劳动强度大，而一亩烤烟田年收入不过3000元。响应了村里的乡建号召，徐儒东家改造一新的民宿即将开业。
徐儒东家是中关村第一批改造的8家民宿之一。2015年5月7日到2016年7月28日，中关村15户民居及众多公共建筑得到改造；8座民宿设计并建成运营；500米长的河道加固与景观工程焕然一新；两座桥梁和两座传统木楼民居得到示范利用；2000米给排水入地加生态化污水处理投入使用；500平方米烤烟大棚变身大会堂；500平方米儿童游乐场从无到有，村庙得到重建。
乡建，让这个贵州村庄涅槃重生了。
万事开头难中关村走出改造第一步
中关村大湾组一共51户，这是一个徐姓村庄。村里很多木质民居已废弃，但依然不能掩盖其黔北民居的特色。
中关村所在的茅石镇书记傅宝军，已参加乡镇工作16年。在长期基层工作中，怎样建设新农村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去年3月，乡建专家李昌平在桐梓县组织的座谈会上的一席话，触动了这个基层干部的心。
李昌平说，应该把农村建得更像农村，同时，一个农村还需要有造血功能，不能光指望外力。在河南信阳的郝堂村，由他和画家孙君参与协建的新农村已初具规模，成为乡建人竞相拜访和学习的地方。
李昌平此行正是受到桐梓县的邀请，当地政府希望以郝堂的经验改造一个村庄，使之成为贵州精准扶贫的示范点。因此，他们为其准备了10个村子供选择，中关村并不在此列。事情的改变正是这次座谈会。会后，傅宝军主动留了下来继续交流，为中关村的裂变争取机会。
第一次来到大湾组，空气中弥漫着烟叶施肥前的堆肥的臭味，让人想转身就走。然而，初步考察下来，乡建团队发现这个村落空间格局良好，还有溶洞、河流等优质资源。
“一个村庄能否改造成功，除了区位、规模等客观因素，我们更注重考察人的因素：要有意愿、有能力，更要有执行力，而在备选的村庄中，中关村的意愿是最强的。”九七华夏工作室主持建筑师洪金聪认为，正是因为中关村很普通，改造后反而才更具示范效应。
据傅宝军介绍，中关村此前主要大多种烤烟，烟草公司在此设点统购统销，但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近年来烤烟订单量大幅减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波及了这个黔北村庄，转型迫在眉睫。而好消息是，中关村所在的桐梓县是贵州省最靠近重庆的避暑胜地，大量重庆人来此避暑，往往一住就是一两个月，这给中关村带来了转型的契机。
2015年4月初，中关村改造被正式拍板。为了让村民积极参与这一计划，5月，茅石镇组织了一个村两委成员及村民组成的30余人考察团，飞赴郝堂考察学习。其中，很多村民还是第一次坐飞机。郝堂之行让他们切实感觉到了转型的甜头，也坚定了要抓住这次改变世代相传的劳作生活的时机。
“让村民走出去，是为了挖掘他们的内生动力，打开思路。这是中关村改造的第一步。”傅宝军说。
我的乡村我做主村民成为乡建主体
把村庄改造得很漂亮，这并不是洪金聪的目的。这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毕业、留学海外后又回国创业的建筑师，非常看重社区营造在乡建中的作用。
比起乡村硬件的改造，乡建中更大的难题在于人的改变。空心化的村庄如何吸引年轻人留下来，如何让村民看到老房子的价值、不再拆旧建新，如何在尊重本地文化、延续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凸显村民的主体作用，其实并不容易。
“大包大揽是当下乡建的一个通病。很多地方都是政府怎么规划就怎么做，但在实践中才发现很多村民对此并不接受，还产生了很多矛盾。”洪金聪说，我们不希望乡建只是政府花钱，给村庄做立面改造、“穿衣戴帽”而已，因为乡村改造是村民自己的事情。
正因如此，去年5月，中关村两委用村里许久不响的大喇叭通知各家各户晚上开会。第一次群众会上，洪金聪将改造计划用村民能看懂的图片、动画等方式展示出来，让村民看到村子改造的愿景。会后给每家每户发了报名表。村民报名后，还需交1万元的保证金，签一份承诺书，按手印，遵守村民公约等来进行改造。洪金聪说：“这一机制让乡建成为村民主动参与的事，也让村民的决定更为慎重。”
徐儒东家的改造意愿很强。在参考徐儒东的意见和20万元左右的预算，并进行了详细的入户调研和沟通后，设计团队拿出了一个改造方案。但由于资金问题，徐儒东却打了退堂鼓。一个月后，村民大会公布了改造的补贴政策和各项福利：在旧房子基础上改造，政府将每平方米补贴120元，如果是新建，每平方米补贴80元。由于补贴幅度上调，徐儒东家又重启了改造方案。
至此，中关村改造路径也逐渐清晰起来：建设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调动村民参与，村庄调研、规划、设计由九七华夏工作室负责，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和措施，村民自己出钱在设计师的协作下改建房屋。第二阶段引进扶贫资金后，政府出钱改造了村庄的公共空间。
“我们一直跟村民说，我们只是来帮忙的，扮演的是协作者的角色。”洪金聪认为，乡建中要引导村民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如果村民选择不做，也不勉强。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示范村、示范户的示范作用，这会逐渐影响村民的信心和期望，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促进乡建朝着更好的方向推进。
民宿只是一个入口乡建要“软硬兼施”
与李昌平的乡建团队在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中关村的乡建过程，也是一场“陪伴式乡建”。
从去年6月23日进驻大湾组以来，项目组成员至今没有离开过。“我们的乡建并不是交图纸、等验收，而是在启动后深度介入乡村建设，硬件改造与软件改造同步进行。”洪金聪说。
2015年9月，由于中关村改造项目规划设计新颖，方案有较强竞争力，还争取到了国家农发行1.2亿元项目总承包贷款，这让中关村公共空间改造有了资金支持。
由于公共空间由政府拍板改造，推进得很快，所以在做示范户之前，设计团队先改造了一个原来堆放着很多垃圾的小景观。扶贫资金到位后，他们又完成了电线杆埋地，建立了农村污水处理系统，并推广垃圾分类处理和资源回收利用。这些人性化的生态设计，使得乡村的自然环境得以改善。
通过一系列公共空间的改造，让村民看到了设计带来的改变，也增强了村民的集体意识，更加积极地参与民居改造。
虽然民居改造成民宿是该计划的主要项目，但洪金聪认为，民宿只是实现文化创意和生活理想的一个入口，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复兴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由于当地以烤烟为主业，村里分布了很多三四米见方、高度6米的白色墙体塔式烤烟房。设计师保留了这些烤烟房，将其改造成可以用来经营民宿的套房。在民宿外装上，他们利用一些当地的乡土材料，如毛石、竹编、木材等来统一风格，就地取材也能保持乡村的原生态。
烤烟遗留下的另一个大体量建筑是蓝色铁皮屋顶的烤烟大棚，过去烤烟大棚用来集中晾晒烟叶。设计师王贺将这里改造成了公共活动中心，保留其原有结构，采用阳光板重做了屋顶，采用玻璃幕墙使其更通透。这里可以看露天电影，给村民跳广场舞，还具备会议功能。
儿童也成为乡建的参与者。由于中关村老人、儿童居多，九七华夏工作室的实习生利用暑期实践在村里开办儿童课，教孩子们画画、手作，留下了墙上的彩绘、地上画的跳房子彩色格子。“我们发现儿童也能够活化乡村。后来，傅英斌团队进驻中关村，有了儿童游乐场的构想，通过废旧轮胎、烤烟锅炉等废旧材料再利用，搭建出一个有秋千的儿童游乐场，为孩子们提供有趣的公共活动场所。”洪金聪说。
此外，他们还对位于河边的村庙进行了改造。以前河上只有一座六七米长、七八十厘米宽的石板桥，建筑师谢英俊和傅英斌在河的上下游分别设计了两座桥，并改造了河道景观。
乡建并非包治百病乡村复兴任重道远
除了文化自信的建立，中国乡建院从一开始就有两支队伍同时进村，一支队伍做规划设计，另一支就是内置金融合作社的团队。后者正是保障乡建持续造血的发动机。
“乡村建设的投资越来越大，很多地方投了很多资金却‘千斤拨不动四两’，是因为很多活钱变成了死钱。能否找到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办法来辅助乡建呢？”李昌平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建设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农民缺乏有效的自主性组织，二是农村缺乏自主性金融支持。
为此，李昌平提出了内置金融合作社的构想，这一构想已在郝堂等村庄初具雏形，郝堂村的村社内置金融目前已积累到了6000万元。在中关村乡建中也成立了村民内置金融机构——茅石镇富民经济发展专业合作社，政府投入启动资金30万元，中国乡建院投入3万元，14名乡贤各投入2万元，还吸纳村里老人每人自愿投入的2000元。
这种金融合作社的运作机制是，村民以房屋、土地入股，使其成为可在市场交易的资产，不仅能给本村人提供优惠的贷款，让闲置的房屋、土地产生租金，还会给老人分红。同时，合作社还有资金存储、联合采购、销售及配送、内部结算和余额宝、互助养老等多种功能。傅宝军介绍，目前合作社已为14户参与改造的村民发放贷款28万元，开展农资统购销、在为群众节约成本3万元的基础上营利0.6万元，参与家禽统购营利5万元。
在合作社的框架下，参与乡建的村民会和乡建指挥部签订协议，村民完成房屋主体建设，外部、公共空间和内部软装由政府注入扶贫资金完成，项目统一规划、统一运营，开业后的收入，75%归运营主体，20%用于归还贷款，5%用于合作社的运营成本。
然而，乡建并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药方，乡建通常需要漫长过程。“乡建是一个从相识、相知、相随到相伴的过程。中关村目前才到了相知阶段。”傅宝军认为，乡建所在的基层仍有很多问题非常棘手，乡村治理也并非一蹴而就。
如同百年前“乡建先驱”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在乡村建设中孜孜以求一样，对于乡村到底该怎样建设这一命题，并没有标准答案。每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每个村庄也有其独特的存在。通过1年的共建，中关村已逐渐打磨出了新的村庄面貌，而其乡建之路还在继续摸索中前行，其中冷暖，乡建人自知；其中苦甜，也只有村民才能切身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