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施晓琴

    “我很了解历史，所以当我看风景的时候，我看到的不只是纯粹的景色，还有战争和历史的痕迹。”1945年“二战”结束之时，一位被公认为德国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降生在这样一个充满战争、毁灭与废墟的世界里，他就是安塞姆·基弗。11月19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与德国贝尔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基弗在中国”主题展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这是基弗在中国的首个展览，却并未得到艺术家本人的参与和支持，甚至在展览前两日上演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议风波。

    11月18日上午，雅昌艺术网发布了分别来自于安塞姆·基弗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授权发表的声明。在基弗的声明中，他表示：“展览此前并未征询过我的意见，我既没有参与也没有同意，对此我深感失望。”基弗同时表示，他已经向组织方书面要求取消本次展览。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发表的声明说：“‘基弗在中国’的所有展品都得到了收藏家及收藏机构的授权，这一展览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展览的德方主办机构曾多次联系基弗先生，并向他发出邀请，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顺利沟通。鉴于此次展览作品的合法性，我们从法律角度没有理由中止与德方主办机构的合作。”

    据了解，此次展览的作品均为德国MAP收藏和路德维希科布伦茨博物馆的藏品，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的所有权是私人收藏和机构，而不是基弗本人。根据专业律师指出的国内外法律条文可知，此次“基弗在中国”展览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但展览能否使用基弗的名字作为展览标题，在法律上是存在争议的。这一事件之所以在美术界引发热议，恰恰在于展览机制与艺术家之间的分歧，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价值判断。有人表示，“根据展示作品来源将这个展览作为一个私人的收藏展是可以的，但如果展览的宣传给外界无形中造成了一种误解，认为这个展览是以艺术家的名义策划的个展，那么艺术家站出来表示反对，也是可理解的。”那么，展览的信息是否足够透明，展览的真实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无疑是任何策划展览或引进展览的学院，公立或私人美术馆应该诚实面对的。

    值得一提的是，基弗展风波引发了公众对展览权与展览协商机制的普遍关注，这不仅是一次普及专门法律的契机，也是对美术馆在与策展人、合作博物馆、借展藏家、第三方运营艺术机构、艺术家，以及代理艺术家作品的画廊等诸多权利与利益关系的合作中，如何规避风险与漏洞的难忘启示录。事实上，对于越来越频繁举办的中外国际展览中诸多情理、法理的问题，这仅是冰山一角。所以，这次风波所引发的关于相关规章的制定、关于如何有效应对国际交流与合作所遇到的纠纷，这些都给美术馆事业以及艺术产业的深入长远发展敲响了有益的警钟。

    争议风波并没有影响观众对于艺术家及作品本身的关注。安塞姆·基弗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风格始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现代主义行将结束之际，它以德国表现主义为基础，关注当下的历史和现实，推动绘画语言的革新，打破了美国波普艺术、极简主义和抽象艺术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成为当时西方艺术的主要形态之一。

    此次展览展出了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基弗创作的绘画、雕塑、装置、摄影作品共80余件。通过展览我们能够看到，基弗每一种类型的作品都能超越其本身的固有形态，诸如照片、稻草、藤条、五金工具、泥土、钢铁、塑料、干花等不同材料，在艺术家深入思考之后，通过不同的重组与构成，与绘画相结合，从而赋予了作品更深刻的含义。基弗的作品具有强大的视觉力量，并且借由这种力量将人们引向共同历史的深处，引向个体记忆的深处。基弗直面德国历史中曾经的黑暗，挖掘隐藏在集体回忆中的禁忌，并将它们与日耳曼式的神话、宇宙观以及对信仰本质的深入思考交织在一起，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唤起人们的反思，刺痛民族集体记忆的神经。可以说，基弗拥有同时把握强烈情感因素与严肃主题的非凡能力。他的艺术创作为欧洲艺术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