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峰

    云南省花灯剧院创作演出的花灯歌舞剧《走婚》的故事并不复杂，但是颇有内涵。当代社会最困扰人也最吸引人的东西，就是情感。如果说情感题材是文艺创作中的一顶王冠，那爱情就是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走婚》讲了一个老套而新奇的三角恋。说老套，因为三角恋的故事在文艺作品中早用滥了；说新奇，则是因为《走婚》中的三角恋没有在“三角”上做文章，而把重心放在了“恋”上，展现了一段不被规训的爱情。摩梭女子娜卓玛爱上赶马跑运输大拉七，大拉七是个穷光蛋，不但没家产，连一般摩梭女子看重的舞姿都没有，两人之间唯一共有的，只有纯粹的爱情。当娜卓玛听闻大拉七遭遇不测，伤心之余爱上摩梭青年多吉。不料，大拉七不但死里逃生，而且陡然而富，回来找娜卓玛重续前缘，与多吉形成激烈冲突。娜卓玛面临艰难抉择，最终坚持了摩梭人对爱情的理解，而大拉七也获得了自我开解。这个故事的元素和结构，我们似曾相识，但编剧打动人并转动这个一波三折的故事，仅用了真爱这一根轴。

    俗中见奇的效果，首先得益于编剧将整个故事置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走婚风俗之下。有位学者曾说过，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当一种样式发展到瓶颈时，总会从两个地方找出路，一是民间的，一是外来的。看完《走婚》，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民族的或说少数民族的。对于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主流文化而言，走婚之爱是外来的，也是边缘、陌生的、新鲜的，但正是这种格格不入的特质在文化上反哺了主流和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婚》为情感题材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此剧结构上的巧思也引人思考。如何表现爱情，在文艺史上有太多可资借鉴的模型甚至“套路”，它们有共同的特点，即把恶塑造为阻隔人们追求真爱的原因。恶，可以是恶的人，也可以是恶的制度，还可以是恶的人性，都会成为真爱的拦路虎。总之，爱不能完满，是因为爱的敌对势力之存在。但《走婚》跳出了“套路”，从云南边陲的奇特风俗中找到灵感、另辟蹊径。全剧没有一处不围绕爱而构成的冲突，但所有冲突都不是善与恶之争，而是善与善之争，是对爱的不同认知方式和处理方式的冲突，这种不同内化于心，没有掺杂什么利益的东西。或者说，这场发生在花楼下的“三角恋”中的爱都是真爱，三股真爱在各自的轨道运行，相融时温情感人肺腑，相撞时痛苦同样直击人心。在这个意义上讲，《走婚》作为舞台艺术表现爱情主题的结构形态，具有母题或者说元结构意义的意义，提供了从现实的背后包抄生活的路径。

    主创者用花灯歌舞的民族艺术形式在舞台上呈现这个故事，与故事构成内在相洽，当然为整部剧增色不少。应该说，《走婚》的解读空间是无限的，仅从故事本身而言，评论家可从文化冲突解释，也可套上女性主义等标签。不过，《走婚》的舞台上洋溢的真诚、纯粹、雅致的氛围，表现出拒绝过度解读的自足，它似乎更愿把自己原生态地呈现给普通观众，让台下的人在大美不言的意蕴中获得艺术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