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佳霖

    从2016年2月至今，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北京市通州区的胡各庄村、后北营村、古城村等地展开了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仅去年就完成了101.3万平方米的勘探任务以及4万平方米的发掘任务，共发掘战国至清代墓葬1092座、汉代城址1座、汉唐窑址69座，出土各类陶器、瓷器、釉陶器等文物万余件（套）。发掘出的上千座墓葬有何重大发现？汉代城址是如何找到的？今年2月21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人员向记者梳理了过去一年来的考古成果。

    发现大型汉墓，墓主身份不明

    “2016年2月至5月，我们对考古现场进行了全面勘探，正式发掘从同年7月开始，9月结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基建考古室工作人员刘风亮介绍，在此过程中，一座大型墓葬的发现让考古人员激动不已。“当时我们已经清理出了很多墓葬，多以2室或3室的小型墓为主，这座M12墓葬开始发掘出3个墓室，后来又发现两个，最后共发掘出8个墓室、2个墓道。”刘风亮坦言，当时他抱着非常大的希望，也许会是像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一样的大墓。

    汉唐时期对墓葬规制有严格限制，一般平民墓葬不过两三平方米，官员墓葬也不过一二十平方米。M12墓葬占地300多平方米，又有如此多墓室，还出土了陶俑，可见规格之高。遗憾的是，该墓葬被严重盗扰，出土文物非常少，考古人员寻遍所有墓室，都没能发现证明墓主身份的墓志。“墓葬的年代应该是东汉晚期，出土了大约30件文物，损坏都比较严重，但研究价值非常高。”刘风亮说。

    刘风亮还透露，考古人员正在开展对该墓出土文物的清理、修复、绘图等工作，任务紧张、繁杂。“汉代带有彩绘的陶器非常少，但在M12墓葬出土的陶器碎片中发现了某些彩绘纹饰。”刘风亮说，目前正对这些陶器进行分析，希望能找到与墓主身份相关的线索。

    大量瓮棺葬实属罕见

    在考古工地忙碌的一年多里，最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尚珩记忆犹新的是大量瓮棺葬的发现。“工人一探杆插下去，取上来的是残损的陶片。当发现陶片为陶罐口沿部位时，我推测可能是瓮棺。”尚珩说。

    瓮棺葬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一般以瓮、盆为葬具，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一般用2件或3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底部钻有小孔，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随着一个完整的瓮棺被发掘出来，尚珩立刻让考古人员加密探查，之后，将近600平方米的考古现场逐渐变成筛子一般。半个多月后，50多个瓮棺出土了。

    “太意外了！瓮棺葬是底层人民常使用的一种丧葬方式，在北京比较少见，这次居然发现如此之多，实属罕见。”尚珩说，此外，瓮棺葬儿童居多，成人较少见，但这次考古人员在其中发现了成人墓葬，值得研究。

    这些瓮棺将如何保护？尚珩表示，出土的瓮棺已全部转移至实验室，正在进行遗骨研究。至于为何此地会有如此集中的瓮棺葬，尚珩表示要在系统分析之后，才会有结论。

    路县故城的发现颇费周折

    汉代城址——路县故城的发现也让考古人员颇费周折。据悉，路县故城是目前所知通州区唯一的秦汉城址，在北京作为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交通中心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前期调查时，我们在城址上捡到陶器残片、五铢钱等，推测此处可能有古城遗址。附近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反映，曾听老一辈人说这里是汉代的县城。”刘风亮说。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历史上这一地区是潮白河的泛滥区，河水的冲击造成埋藏层加深。以往发现的北京地区的遗址一般埋藏在地表以下两三米，而路县故城则掩埋得更深，于是考古人员把勘探深度增加到了五六米。“这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平时考古队员一天能打十几个探口进行勘测，深度加深之后一天只能打两三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张中华说。

    随着勘探范围的加大，考古人员对路县故城遗址进行了总范围50多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查，共试掘探沟11条。最终，包括城墙基址、城内遗存、护城河和城外遗存四部分的路县故城遗址露出真容。整体来看，路县故城遗址城墙基址保存较好，北墙基址长约606米，东墙基址长约589米，南墙基址长约575米，西墙基址长约555米，四面城墙基址基本可以闭合。此外，城内还发现了一条南北向的明清时期的路面遗存和一条南北向的辽金时期的路面遗存，南城墙墙基外侧11米至13米处发现护城河道遗存，河道走向与城墙基址走向基本平行。

    据悉，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各项建设的不断推进，文物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之中，文物保护工作也将与副中心的工程建设相互支持、协调配合，实现历史与现实、考古与工程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