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子博  口述  全  勤  采访

    1978年12月15日，是难忘的一天。我终于办完了调离武汉大学的手续，乘坐江汉轮离开武汉，回到我等待多年的故乡南京工作。我回到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和那里的同志一道创办一个新馆——南京市人民图书馆（1984年10月更名为金陵图书馆）。

    还记得去报到的那一天，天气晴朗，我带着几分期待和迷惘走出家门，乘坐公共汽车到达珠江路汽车站，下车后，走大路、串小巷，问了几个行人才找到图书馆筹备处所在地——双井巷。巷子深处有座小小的院落，进门有一栋两层小楼，图书馆筹备处的办公室就设在里面。我找到那儿时，只见一位老者坐在办公室里，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脸上即刻堆满笑容，让我坐下。这就是时任图书馆党支部书记张松琴。他自我介绍后说：“我们馆还在筹备阶段，正需要你这样的专业干部。”

    在这以后的岁月，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馆建设中，和其他馆员一起探索如何才能把图书馆做好做强、办出特色和新意。回想起来，我大致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我认为，一支高素质、懂业务的从业队伍是新馆建设最不可缺少的条件，所以在筹备阶段我便提出一要抓骨干队伍的组建，二要抓职工队伍的全员培训。幸运的是领导班子一致同意我的意见，并责成身为副馆长的我去实施。为组建骨干队伍，我先后从山东省图书馆调进了程德璋（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从南京海军指挥学院图书馆调进转业干部周治华（196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他们精通业务，有着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经验。在此后的工作中，我们三人共同拟定了新馆业务流程和布局方案，共同研究业务培训计划、教学内容与教学大纲。此外，还在开馆前对全馆职工进行了全员培训，不仅讲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还手把手地教他们业务操作的基本技能，包括如何编目、分类等。

    新馆开创初期，为了向兄弟馆学习，我与馆内部分工作人员一起走访了南京地区的许多图书馆，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当时图书馆的现状。“文革”十年，图书馆事业停顿了十年，队伍建设已存在严重断层。可喜的是，打倒“四人帮”后，图书馆事业开始复苏，各馆都在忙于重建。大家都迫切需要提高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渴望学习和提高。有的同志提议我办个函授班。经反复考虑，我决心创办函授大学，以解决队伍重建的长效问题。经过多方努力，我馆与金陵职业大学合办了图书情报专业函授班，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省创办的最早的函授大学之一，此举不仅使自身的馆员队伍得到了培训，也为江苏省图书馆界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

    其次，我还和周治华、程德璋等一起反复研究，认为新馆布局与业务流程的设置必须便于管理、有利于开门办馆，要以强化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为中心。经过讨论，我们设计的具体方案如下：第一，中层机构的建制仍以“部”为基本单位，除设置传统的采编、阅览、典藏、期刊、参考咨询等部门外，还增设社会工作部和科技部。后两个部的增设带有创新性，旨在强化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第二，阅览室的设置，除设社科、科技、报刊阅览室外，还增设自学阅览室。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一批受“文革”影响失去上学机会的青年迫切需要自学成才，这一举措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第三，新馆实施期刊采集、管理、流通“一条龙”服务，这在当时的市级公共图书馆并不多见。

    此外，在抓基础工作的同时，我又提出了“团结、进取、求实、遵纪、爱馆”的建馆方针，还为馆里编印了《工作人员手册》，明确全馆同志必须遵循的12条文明服务规范。为达到科学管理目的，我们还建立了规章：一是行政管理规章，包括组织机构设置条例，各部室的工作任务、职责范围、处理问题的权限，经费分配与使用原则等。二是图书馆业务工作方面的规章制度，包括书刊资料的采购制度、采购原则和方法、各类入藏书刊的比例和复本的规定，图书分编加工制度、分编原则和方法，借书处、阅览室的工作条例、书刊管理规则，各业务部门的交接制度、各科统计制度等。三是图书馆干部的考核管理制度。全年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全馆工作有章可循。通过几年的努力，使一个工作基础十分薄弱、处于草创时期的图书馆走上了发展的快轨道。

    我在金陵图书馆工作了8年多，回首往事，这是我人生中非常值得回味的8年。如今的金陵图书馆已有了更大的发展，我很高兴，因为那是我曾经工作过、为其忧为其喜、付出8年多辛劳的单位。每次回南京，我都要去图书馆看看，馆里的老同事见到我，也都会围上来嘘寒问暖，这是一份无尽的情谊。

    卢子博，1936年3月生，江苏金坛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研究馆员，曾任金陵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南京图书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