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的为期两天的首届扎赉诺尔论坛，6月24日在扎赉诺尔区举行。中国、俄罗斯、蒙古国、日本等国的4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就扎赉诺尔人类头骨、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遗址、扎赉诺尔与鲜卑民族、扎赉诺尔与蒙古民族等课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探讨。本期编发15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以期收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扎赉诺尔，海一样的湖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委常委、扎赉诺尔区委书记 高闻何
在呼伦贝尔最美的时节，我们相聚在扎赉诺尔举办首届扎赉诺尔论坛。扎赉诺尔因内蒙古第一大湖——呼伦湖（达赉湖）而得名，由蒙古语“达赉诺尔”音转而来，意为“海一样的湖”。其位于东北亚经济圈接续地带，毗邻俄蒙，处于“一带一路”倡议、向北开放战略、中俄蒙合作先导区辐射中心区域，是首批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旅游试验区。独特的区位优势赋予扎赉诺尔文化不仅具有边疆民族的历史稀缺性，更具有不同区域文化交融的包容性、开放性，为扎赉诺尔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客观便利条件。
扎赉诺尔拥有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璀璨光辉的文化印迹。这里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1933年，这里出土了第一个万年以上的“扎赉诺尔人类头骨”；1980年，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和采集了100多件石器，证明了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扎赉诺尔就有古人类活动。这里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起源地，东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室韦、契丹等民族先后在此生活。公元前一世纪，拓跋鲜卑首领推寅率部南迁至“大泽”（今呼伦湖），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富民强兵，为最终建立北魏王朝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扎赉诺尔区境内发现的拓跋鲜卑古墓约300多座，被誉为“北国第一古墓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矿产资源丰富，1901年，沙俄在修建中东铁路时发现了扎赉诺尔煤田，煤田地质储量100多亿吨，因此扎赉诺尔又有“煤城”“煤海”之称。从1902年开始煤炭开采，到现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见证中国近代煤炭工业发展史的“活化石”。1980年，亚洲最大猛犸象化石在这里出土。历经时代的变迁，扎赉诺尔文化融合了远古文化、草原文化、矿山文化、生态文化、边疆文化和红色文化。保护好、挖掘好、传承好、弘扬好扎赉诺尔文化，既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文明的继承与传播。
进入新时代，扎赉诺尔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底蕴，擦亮扎赉诺尔厚重的历史名片，打响扎赉诺尔多彩的文化品牌，科学研究、编制文化发展规划，努力推动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发展，奋力开创文化强区建设新局面。此次扎赉诺尔论坛是扎赉诺尔区首次以大型论坛活动的形式对扎赉诺尔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和深度挖掘，也是将扎赉诺尔区打造成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扎赉诺尔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伟大号召的实际行动。
扎赉诺尔考古的文化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 巍
首先，我代表中国考古学会对首届扎赉诺尔论坛的举办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扎赉诺尔在考古学界和北方民族的研究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我在吉林大学就读期间，扎赉诺尔人类头骨和拓跋鲜卑墓地等都是我学习的重要内容。从事考古工作40多年来，我越来越感受到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
扎赉诺尔人类头骨年代还在测定之中，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是中国境内纬度最高区域发现的早期的人类头骨。当时的扎赉诺尔人的石器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我们称之为细石器制作技术，就是把大的石块变成小的石块，然后通过打压变成一个个小的细长的刃片，镶嵌在骨器中就是刀刃，是狩猎民族用来切割、解剖兽类的工具。这一工艺技术应该是同一时期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
鲜卑是我国北方民族的重要部分，他们从扎赉诺尔地区走出，西迁南进，建立北魏王朝，孝文帝改革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可以说，扎赉诺尔地区是鲜卑民族成长的摇篮。
我和孟松林先生共同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研究始于2012年，经过5年多的努力，通过考古发掘、考古资料的研究、人骨形态的研究、DNA分析等，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蒙古民族是从呼伦贝尔这一带走出去的，并且与东胡民族、鲜卑民族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
扎赉诺尔论坛上，学术界对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交流。通过论坛的举办和媒体的宣传，让社会了解到扎赉诺尔地区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以及该地区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扎赉诺尔人类头骨不是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而是在挖掘煤炭时发现的。因此，我希望以扎赉诺尔论坛为契机，在扎赉诺尔地区开展新一轮的考古工作，希望能取得新的更重要的考古发现，从而丰富扎赉诺尔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扎赉诺尔蘑菇山遗址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研究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 周 慧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是指生活在长城以北的草原、荒漠和森林地带的游牧人群，包括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室韦、蒙古等民族。其中，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草原兴起而统治中原的王朝。因此，有关鲜卑的起源和演化备受研究者的关注。但由于游牧人群往往居无定所，流动性很大，且死后埋葬时没有特殊的标记，导致关于游牧民族的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相对较少。201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北约4公里处的台地上发掘了蘑菇山遗址，该遗址目前为止共清理出12座墓葬。考古学家通过对出土遗物的分析以及其墓葬习俗的特殊性，认为该墓地为东汉时期鲜卑遗存。尽管蘑菇山遗址C14测年不详，但其为我们研究鲜卑人群的遗传结构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本研究中，我们获得M6和M7两个墓葬中的3例个体，样本经过前处理后进行了DNA的提取和文库的构建以及鸟枪法测序。通过分析，我们发现3个个体均为男性，而且3个个体间有亲缘关系；另外，3个个体的线粒体单倍型分别为C5a1、Z3a1、C4a1a4a，而Y染色体单倍型均为C2，均属于东北亚常见单倍型。本次研究将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北方游牧民族的起源、进化与迁徙，帮助我们重新构建鲜卑人的遗传结构。
首先，利用基因组数据，我们对蘑菇山遗址3例样本进行性别鉴定，女性含两条相同的性染色体（XX），而男性含有两条不同的性染色体（XY），通过比较Y 染色体特异性比对的reads 数量与常染色体总reads 的比值来确定性别，通常Ry<0.016 是女性，Ry> 0.075 是男性，经过鉴定3例个体均为男性。
线粒体和Y染色体是我们常用的群体遗传标记，其中线粒体严格遵循母系遗传，Y染色体则遵循父系遗传，所以线粒体和Y染色体可以分别反映母系和父系的人群来源。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我们获得的3个不同的线粒体单倍型分别为C5a1、Z3a1、C4a1a4a，这些单倍型都是东北亚典型的单倍型。3个个体Y染色体单倍型均为C2。
墓葬中个体之间亲缘关系的鉴定一直是考古学家关注的重点。从发掘资料看，墓葬分布疏朗，但排列有序，整个墓地似经过统一规划。在蘑菇山墓葬分布图中M6与M7位置相毗邻，而3个个体Y染色体单倍型相同，但是线粒体不同，因此我们判断3个个体之间不存在母系亲缘关系。对于进一步的亲缘关系鉴定，我们采用常染色体SNP位点的差异度来判断，由于常染色体大量SNP位点的累加，可以对亲缘关系有更准确的描述。通过READ软件，我们得出M7-L和M7-R为一级关系，同时M6和M7-R为二级亲缘关系。由此我们推断3者之间的可能关系是M7-L和M7-R为父子，M6同M7-R为半同胞关系。基于全基因组测序结果，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我们对蘑菇山古代样本与东亚、西伯利亚以及中亚地区的现在人群结构进行了遗传距离分析。我们发现人群的聚类与地理区域有很强的相关性。蘑菇山样本聚类在现代黑龙江流域，表明其遗传成分与黑龙江流域现代人群最为相近。
综上所述，扎赉诺尔蘑菇山墓葬的3个个体的遗传分析显示3个个体均为男性，遗传结构与黑龙江现代人群最为相近，同时，3个个体间存在较近的血亲关系。但是，扎赉诺尔蘑菇山墓葬群由于测试的样本数量有限，相关的墓葬属性需要更多样本的进一步遗传检测并结合其他学科研究的结果，才能对蘑菇山古代人群所代表的鲜卑族群的来源与去向得出确切的结论。
扎赉诺尔旧石器文化的
回顾与展望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有骞
扎赉诺尔的旧石器考古工作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露天煤矿发现的文化遗物和人骨化石，后在4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又多有收获。这些考古发现先后得到裴文中、安志敏、张森水等著名考古学家的关注，在学术界有重要的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发现了蘑菇山、小孤山等旧石器遗址。
扎赉诺尔露天煤矿的考古发现，由于缺少完整的出土信息背景资料，使得一些重要的基础问题不能解决，在年代上存在一些争议。另一方面，由于与人骨同出的文化遗物较少，因此，对扎赉诺尔文化内涵的认识还不够清楚。蘑菇山和小孤山的旧石器标本主要是地表采集的，并且数量不多，没有反映出整体的石器技术特点。所以说，扎赉诺尔的旧石器考古虽然起步很早，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甚至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弥补这些遗憾有赖于将来持续而深入的研究。
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扎赉诺尔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和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只有以坚实的田野工作为基础，才能准确回答学术问题。为此，工作中有3点值得注意：
一是扎赉诺尔是大黑龙江流域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欧亚中心连接太平洋区域的重要纽带。目前，黑龙江流域及相邻的中俄蒙三国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比如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有一些距今三四万年的发现，在外蒙古以及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还发现了一些旧石器中期的遗址。在大兴安岭以东和以北地区，距今2.5万年以后的遗址更是以遗址群的形式集中出现。从文化面貌上看，扎赉诺尔周边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以勒瓦娄哇技术、石叶和细石叶技术为主要特征，那么，扎赉诺尔应该会找到同类遗存。从以往的经验看，临近水源、视野开阔的岗地是这类遗址常常出现的地方。
二是更新世向全新世转变期的环境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遗存寻找是工作的重点。有研究表明，呼伦湖的形成年代在距今1.3万年以后。从古自然地理资料看，末次盛冰期后，扎赉诺尔地区的水量充沛，气候相对适宜，为人类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根据扎赉诺尔周边的发现，很有希望在这个地区找到处在更新世时期的早期陶器、磨制石器等，这对探讨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此为基础，可继续探讨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诸多特征。因为，从以往的一点发现来看，扎赉诺尔发现的有些石箭头无疑具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在距今4000年前后。
三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多家学术机构的联合和多个学科的介入是未来考古工作的重要保障。现在的考古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国内外多家机构联合共同解决重大问题，已经成为主要的研究模式。扎赉诺尔处在中俄蒙三国交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并且从最开始的工作就已有多国学者参与，那么整合各方力量，制定完整的科学规划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另一方面，古环境、年代学、DNA技术、文化分析等手段和方法在未来的研究中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绘制出更多彩的史前扎赉诺尔人的生存画面，讲出更精彩的史前扎赉诺尔的动人故事。
扎赉诺尔——远古人类与
文化迁徙交流的重要通道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王幼平
从扎赉诺尔到满洲里及周边的广大区域，不仅在近现代历史上是联结中、俄、蒙三国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与文化迁徙交流的证据。早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就有裴文中先生等发现与研究扎赉诺尔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的汪宇平先生又先后发现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诸地点。世纪之交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同行合作，系统发掘了与扎赉诺尔相邻的海拉尔哈克遗址，进一步展示了同类细石器文化面貌。将上述发现放到欧亚大陆史前人类与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来检视，清楚可见扎赉诺尔古人类与史前文化对探讨欧亚大陆草原带与东亚大陆区古人类迁徙以及文化互动研究的重要性。
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石片石器，明显带有东亚大陆北侧长期流行的石片工业传统的印记。经石器组合分析，清楚可见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与华北地区自早更新世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联系密切，应是这一文化传统逐渐北上的结果。从东北至内蒙古东部的晚更新世环境与地层堆积的特点来看，蘑菇山石片石器工业应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早阶段。稍晚随着气候转冷，受到最后冰期最盛期严酷环境的影响，使得欧亚大陆草原带生活的狩猎采集人群不得不南下。典型细石器文化遗存在扎赉诺尔及周边地区的更多发现，是受到气候与环境变迁作用，北方人群南下所带来石叶—细石器文化的产物。详细观察扎赉诺尔及周边细石器工业后发现，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至全新世早期的细石器技术显然与从蒙古高原到贝加尔湖区，以及包括俄罗斯远东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广泛分布的细石器工业传统具有更明显的相似性。
上述来自南北两个方向不同文化传统的石器技术在扎赉诺尔及周边地区的分布态势进一步证明，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开始，扎赉诺尔及周边地区即是联结欧亚大陆草原带与东亚大陆主体部分的古人类与旧石器文化的桥梁与枢纽。更新世环境变迁，尤其是晚更新世晚期冰期最盛期严酷环境及发展过程，应是我们探讨驱动该地区史前人类与文化南来北往的诸多因素的切入点。
俱轮“泊之四面皆室韦”——
室韦人的呼伦湖时代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院长 张久和
唐代的文献史料称呼伦湖为俱轮泊，周边已布满了室韦部落。这一时期室韦人的经济生活与风俗习惯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呼伦湖周边室韦部落的地域分布。“俱轮泊之西南”的乌素固部，在克鲁伦河下游。“次东有移塞没部落”在哈拉哈河流域。“次东又有塞曷支部”在霍林河发源处以南。霍林河上游是和解部，中游北侧至洮儿河之间是乌罗护部，那礼部与其犬牙而居。呼伦湖东南的达姤部和黄头部分别在第二松花江下游以东和以西。山北室韦在绰尔河与雅鲁河之间。大、小如者室韦在伊勒呼里山一带。婆莴室韦在盘古河流域。呼伦湖“东又有岭西室韦”，在小兴安岭北端以西，甘河以北，伊勒呼里山以南。讷北支部在伊勒呼里山南麓。呼伦湖以北是额尔古纳河最先流经的西室韦，之后是下游西岸的大室韦。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经大室韦界后，“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坦室韦之南……”蒙兀部应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南、黑龙江上游以南地区，落坦部与其隔黑龙江相望。此后，室韦活动范围逐步向西向南扩大。《新唐书》记载回鹘汗国有泊曰延特勒郍海，“泊东北千余里有俱轮泊，泊之四面皆室韦”。回鹘汗国衰亡后，室韦人大规模涌入蒙古高原，经过辽金时期的发展，为古代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地域基础。
室韦人经济生活与风俗习惯的变化。唐代，呼伦湖周边草原地带布满了室韦人，史书称其“尤善射，时聚弋猎，事毕而散”。西乌珠尔、谢尔塔拉和岗嘎三处室韦人墓地出土有木弓、桦树皮箭囊、木杆铁箭镞等狩猎工具，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唐末五代，许多室韦部落牧养了羊、驼，马和牛的数量增多，与隋代以前室韦“无羊，少马”的状况大相径庭，这是转化为典型游牧业的标志。唐代以来，室韦人金属冶炼技术和基于游牧经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纺织技术皆达到一定水平。
唐代部分室韦人已渐渐过渡为“巢居”，及至唐末五代，有些室韦部落采用了住毡帐的游牧生活方式。北朝、隋代室韦“唯食猪鱼”，五代以后则食有肉酪。唐代以前，室韦“俗爱赤珠”；到唐代“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表明审美观念有了变化，并且成为区分贫富的标志。北朝时室韦人行树葬，隋代则是“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随着部分室韦人进入草原，土葬成为主要葬式。
迁入草原地区的室韦各部完成向典型草原游牧经济的转化，为室韦人在蒙古高原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大泽”时期的拓跋鲜卑
呼伦贝尔学院教授 梁 云
大泽即呼伦湖。“大泽”时期是拓跋鲜卑初步发展阶段，为北魏王朝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
记述拓跋鲜卑的历史文献以及呼伦湖周边10处鲜卑墓葬是研究“大泽”时期拓跋鲜卑历史的主要依据。“大泽”时期的拓跋鲜卑与外族交往增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社会进步加快。
一、拓跋鲜卑与其他民族交往增多
拓跋鲜卑迁至呼伦湖区后发生“七分国人”的历史事件，表明在“大泽”时期，拓跋鲜卑与驻牧在那里的匈奴、高车等部族有接触融合。《魏书·官氏志》称：“至献帝（邻）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献帝以兄为纥骨氏……次兄为普氏。”普氏当为匈奴卜氏，纥骨氏即高车人。“大泽”时期拓跋鲜卑的视野随着与匈奴、高车等部族交往融合而拓宽。民族间多领域交往增多，成为推动拓跋鲜卑社会演变的动力之一。
二、拓跋鲜卑经济发展
从“大泽”地区墓葬中有数量不等的殉葬牛、马、羊骨的情形看，拓跋鲜卑的社会经济形态已过渡到以畜牧经济为主的阶段。《魏书·序纪》“畜牧迁徙”的记载应是这一时期拓跋鲜卑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鲜卑古墓群随葬品中有数量较多的铜器、铁器，标志着拓跋鲜卑社会生产力发展到金属器时代。
三、拓跋鲜卑政权意识逐步增强
“大泽”时期，拓跋鲜卑的政权意识由相对薄弱逐步走向成熟。拓跋邻各项措施的实施，加强了拓跋鲜卑的政权建设。
第一，“七分国人”将部落首领的位置传给拓跋邻的直系血亲，确立世袭的兄终弟及或父子相承的君位传承制度。拓跋本部拥有了具有超越其他相邻部落的权势，历代部落首领由拓跋邻家族这一支系产生，拓跋部对部落联盟的统治加强。
第二，“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拓跋邻建立起一个完全执行自己意志的司法机构，四部大人“坐王庭”是在拓跋邻的直接监督下进行工作的。
第三，拓跋邻取得了世袭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为拓跋鲜卑家天下政权的建立奠定基础。《魏书·序纪》记载：“帝（邻）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诘汾）。”这些做法，具有明显的政治统治色彩。
四、社会组织结构演进
来到呼伦贝尔草原，拓跋鲜卑脱离了原来在森林中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开始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丁零（高车）等民族广泛接触，错居杂处，血统交融。远缘交婚改变了分散在原始密林中游猎时期的血缘氏族近亲婚姻。拓跋鲜卑的社会组织形态发展成为按地域或部族特点构建的畜牧公社部落集团。拓跋邻以7个兄弟及亲属等有血缘关系的人分领诸部，为其后来王权或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生物考古视角下的东胡、
鲜卑与室韦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 朱 泓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古DNA技术的改进和不断创新，包括体质人类学和分子考古学等学科在内的生物考古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传统的人类骨骼考古研究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向世人展示出该领域研究颇具魅力的发展远景。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至少在战国时代的后期，燕国以北的辽阔地域上曾经活动着一支定居性较弱、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的人群——东胡。这个时期东胡最为强盛，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余部聚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后来的乌桓族与鲜卑族。
根据文献、史料所提供的线索和民族史研究的结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鲜卑、契丹、室韦、蒙古等族均为东胡后裔。这就为我们利用相关的人种学资料间接地讨论东胡的人种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对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出土的古代居民遗骸所进行的包括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生物考古学综合性研究表明，该组东周时期居民的人种类型普遍具有低颅、阔面、面部扁平度很大等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与已知的鲜卑人、契丹人的种族特征十分接近，该组古代人群遗传关系上与现代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北亚人群以及古代拓跋鲜卑人有着颇为接近的亲缘关系。此外，在考古学文化、生存年代、地理分布等方面的研究也表明了其与文献记载中的东胡颇相近似。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他们或许就是学者们探寻已久的东胡。这也是我们通过生物考古学手段对古代人群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为古代东胡族遗存的确认提供了一条生物考古学的新线索。
2013年至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等单位对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境内的岗嘎墓地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共清理出古代墓葬22座。参考伴随出土的陶器、马鞍、马镫、马衔、桦树皮箭囊等遗物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再综合独木棺的葬具以及曲肢的葬式，可以初步认定岗嘎墓地古代居民应与唐五代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室韦）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2014年9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人类学实验室对采集自这22座墓葬中的18例人骨标本进行了形态学鉴定与人类学观测。岗嘎墓地古代居民的颅型普遍具有较圆而且低、阔的颅型。与现代分布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的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亚蒙古人种中央亚细亚类型居民的颅型特征最为接近，同时也与古代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鲜卑居民的颅型特征较为相似。
最近，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关于岗嘎墓地古代室韦人的分子考古学研究也取得重大突破。在11例男性样本中共有9例Y染色体单倍型分型成功，且均属C型。这一发现有力证明了岗嘎墓地代表的古代室韦人群和现代蒙古族有着密切的遗传学联系。
蘑菇山汉代鲜卑墓葬
出土人骨鉴定报告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生 王一如
蘑菇山汉代鲜卑墓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共清理发掘12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二层台式，多数墓葬人骨保存较差。通过对出土于M6、M7两座墓葬的3例保存较完好的男性人骨样本进行人类学研究，可知蘑菇山汉代鲜卑墓葬出土的颅骨形态学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中颅型、低颅型、阔颅型、狭额型，伴有阔面型、中上面型、中等偏高的眶型、中鼻型的面部形态特点。总面角及中面角均表现为平颌型。蘑菇山汉代鲜卑墓出土人骨呈现出低颅、短颅和阔颅、较为倾斜的前额、高而宽阔的面形和很大的面部扁平度的形态特征。
为了探讨蘑菇山居民在颅面部特征上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区域类型的关系及其人种归属，研究选取了17项颅骨的主要长度测量绝对值、角度及指数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及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各类型的变异范围进行比较。蘑菇山组颅骨的基本体质特征与北亚蒙古人种类型最为接近，与南亚类型尤其是东亚类型存在较大的形态学距离。为了探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古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上的相互关系，以时间、空间、文化面貌、种族类型、族属等方面为前提，研究选取与蘑菇山汉代鲜卑墓所处年代或地域范围相近的以亚洲不同人种类型为主要体质因素的10组古代颅骨组进行对比，运用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及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蘑菇山古代居民与各古代对比组之间的亲疏关系。
目前见诸报道的被认为是古代鲜卑居民人骨材料的遗址主要有扎赉诺尔墓地、南杨家营子墓地、三道湾墓地、七狼山墓地、东大井墓地、叭沟墓地、十二台营子墓地、渔场墓地和山西省大同南郊北魏墓地。除此之外，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境内的岗嘎墓地出土人骨具有与蘑菇山组古代居民较圆而且低、阔的颅型极为相似的形态学特征。上述各组古人骨资料及蘑菇山汉代鲜卑墓葬出土的标本，都体现出体质特征上的一致性，他们都拥有低颅、短颅和阔颅以及高而宽阔的面形和很大的面部扁平度，北亚人种成分是其主要的种系成分。蘑菇山组古代居民与现代分布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亚蒙古人种中央亚细亚类型居民的颅型特征最为接近，同时也与古代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鲜卑居民的颅型特征较为相似，应该归属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范畴。在与各古代对比组的比较中，蘑菇山组古代居民与代表北亚蒙古人种类型的井沟子组、东大井组、三道湾组、南杨家营子组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与归属于东亚蒙古人种类型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合并组及潘庙组关系最为疏远。
东蒙古：考古学与人类学方法
蒙古国立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系教授 图 门
东蒙古地处草原地带，有着独特的野生动物。东蒙古是13世纪蒙古部落第一次统一的地区，是蒙古古代土著部落的聚居地。
东蒙古及东北亚地区不同考古文化中人类遗骸的生物考古学比较研究，对蒙古考古人口以及东北亚地区考古人口之间的史前迁移问题、遗传、文化和历史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自2002年起，我系实施由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的“东蒙古：考古学和人类学方法”研究项目。在研究项目实施期间，我系考古学和人类学小组发现了蒙古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未知的考古遗址。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东蒙古地区发现和发掘的考古遗迹大多位于东蒙古最大、最长的河流之一克林河及其干流阶地中。
14世纪人类遗骸分析的初步结果显示，诺尔布林乌拉墓群、 Bulgan soum、塔木察格布拉格遗址、Sumber soum、Dornod aimag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
新石器时代少数人类遗骨的颅面形态研究表明，蒙古人种特征发达的群体处于蒙古中部和东部。颅面人类学比较分析表明，新石器时代蒙古东部人类遗骸在人类学上非常接近源于石勒喀河的阿穆尔河所处的外贝加尔地区的人类颅骨。线粒体DNA序列分析也显示出与颅面形态研究相同的结果。单倍群D4H被定义为诺里文与克林样本。线粒体DNA单倍群D4H是东北古代和当代人口中最常见的群体。
蒙古青铜和铁器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300年）
石板墓及乌兰朱考古遗址是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最受欢迎的文化遗产。14世纪的分析结果的时间分布非常广阔，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乌兰朱遗址和公元前1600年至300年石板墓遗址都包含在内。东蒙古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石板墓和乌兰朱头骨的颅面研究结果表明，蒙古人种特征发达的群体主要分布于蒙古东部和中部。颅面人类学比较分析清楚地表明，蒙古东部石板墓文化的人口在形态上与同一历史时期的外贝加尔湖人口非常接近。
上述人类遗骸的线粒体DNA分析表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考古文化与颅面形态研究结果相同。也就是说，蒙古东部的石板墓及乌兰朱遗址中发现了F、G、D4和Q单倍群，它们是东北亚和东亚线粒体DNA单倍群中流行的单倍群。
蒙古时期
对内蒙古自治区伊索尔蒙古墓出土的人类遗骸进行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历史时期的居民在人类学上属于北亚人口。我们定义了蒙古时期33个样本中的9个母体单倍群组：G、D5、D4、D、C、M9、M、M7和R单倍群。
对蒙古东部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蒙古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石板墓文化）、匈奴蒙古和现代蒙古时期的人口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人类学和遗传学的关系。
欧亚北部有翼马带和
奔驰马带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大谷育惠
带饰板是两个一对的带头，表现有翼马的飞马带饰板是飞马纹带的主要构成部分。从资料收集结果来看，这一套腰带由3种牌饰组成：飞马纹带饰板（1组），下部有穿孔的銙（2个至3个）和后视鹿纹牌饰（不超过5个）。从中国的腰带分类来看，飞马纹带饰板属于鐍。鐍外端有舌，是可用以括结的扣具，而带镢已被视为北方系文物。另一个带鐍是马纹带饰板，花纹凸出，表现疾驰马。马纹带饰板发现的3个遗址跟飞马纹带饰板的出土遗址重复。基于布里亚特共和国的Yonhor遗址的腰带复原，马纹带的牌饰组成跟飞马纹带相同。这两种腰带牌饰在北纬50°以北的8个遗址中被发现。
扎赉诺尔鲜卑墓出土的飞马纹带饰板和老河深遗址出土的带饰板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类型。这两种腰带应该是西汉末年至东汉初期高纬度地区的游牧文化遗存。
扎赉诺尔史前考古潜力大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人类部主任 吉学平
扎赉诺尔是东北亚史前考古最早有记录的地区之一，已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显示该地区是欧亚大陆北部现代人迁徙的重要通道。过去，在煤矿及其周边发现的人类头骨达16具或更多，全国没有一个地区能有如此多的“万年前”人类化石，证明该区域具有巨大的发现和研究潜力。但遗憾的是，这些发现都没有详细的记录和研究，尤其是没有详细的测年证据，至今部分头骨标本的去向也无法查证，扎赉诺尔远古人类在学术上的重要意义远未得到发掘。
云南大学张虎才教授等专家近年来在该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最新研究结果之一显示，扎赉诺尔最大的猛犸象生活在4.3万多年前（加速器14C纪年，校正年龄为距今4.54万年至4.88万年），比早期测得的年代提前了1万多年。研究表明，末次盛冰期之前的2.6万年至5.2万年期间，扎赉诺尔地区气候较为湿润，河流纵横、森林茂密、草地广布，这种气候环境也适合远古人类生存，因此，未来，在扎赉诺尔有发现更早人类和文化遗存的可能性。
未来，开展史前考古学的主动性调查发掘和研究，结合古DNA的全基因组测序、综合年代测定、环境考古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扎赉诺尔史前考古学有望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有望为东北亚现代人迁徙之谜提供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拓跋鲜卑南下迁徙路线的
考古学新探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 魏 坚
拓跋鲜卑“别依大鲜卑山”，故名鲜卑。两汉之际，由于匈奴在与汉朝的战争中逐渐处于劣势，于是鲜卑便从大兴安岭的北段逐渐兴起并南移，最后“尽占匈奴故地”，并越过阴山，定都盛乐，后迁都平城，建立了代魏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及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拓跋鲜卑是如何走出兴安岭，越过草原大漠进入阴山以南地区的？最权威的看法来自著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的学术观点，即鲜卑是由达赉诺尔（呼伦湖）向南，再进入赤峰山地，然后进占阴山以北区域，定都盛乐。
近年来，由于对赤峰南杨家营子鲜卑墓地的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其主体因素可能并非拓跋鲜卑，而可能与东部鲜卑有关，因而排除了向东进入赤峰山地的可能性；同时，由于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艾尔根高卓古尔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拓跋鲜卑的南迁也许是有一部分从达赉诺尔首先西迁，越过肯特山进入鄂尔浑河流域，然后再南下进入阴山北麓地区。
艾尔根高卓古尔墓地位于蒙古国中北部鄂尔浑省扎尔格朗图县境内的鄂尔浑河流域，东南距额尔登特市至乌兰巴托国道公路约4000米，地处东北—西南走向的艾尔根高卓古尔山的山前坡地。墓葬位于山前坡地形成的冲沟台地上，共发现墓葬94座。2014年至2017年，蒙古国国家博物馆对艾尔根高卓古尔墓地进行了连续4年的考古发掘，共清理了13座墓葬。从发表的考古简报来看，其中有大型带有斜坡墓道的方形石圈竖洞室墓和略小的圆形石圈土坑竖穴侧洞室墓，出土随葬品带有明显的拓跋鲜卑的文化特征，但也体现出一定的匈奴和汉文化因素。说明拓跋鲜卑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离开呼伦湖之后一路向西，穿越蒙古国西部的肯特山地，进入西侧的鄂尔浑河流域，这样其地貌特征才与文献所记载的“山谷高深”“九难八阻”相符。艾尔根高卓古尔墓地则有可能是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
从艾尔根高卓古尔墓地所处地理位置和文化面貌来看，应是拓跋鲜卑“尽占匈奴故地”过程中留下的遗存，在文化内涵上体现了明显的承上启下的特征。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拓跋鲜卑应该是先由大兴安岭北段发展起来，再逐步南移。其后，一部分南下西迁至阴山以北，直至阴山以南的呼和浩特一带；一部分则有可能一路西迁到蒙古高原的东部草原。这或许是我们探讨拓跋鲜卑南迁并进而入主中原的路线的一个新的视角。
拓跋鲜卑的文化之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倪润安
拓跋鲜卑是中国史上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又统一了北方地区的草原部族。拓跋部及其所创建的北魏，空前深切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的进程。因此，拓跋鲜卑的起源历来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强烈关注。
日益积累的考古资料将拓跋起源之地论定在呼伦贝尔地区。西汉时期，呼伦贝尔地区归属匈奴左地，匈奴文化因素有较明显的进入，同时嫩江流域的平洋文化因素也翻越大兴安岭在此地出现，二者的结合产生了以完工墓葬为代表的完工组遗存，年代约相当于西汉中晚期。随着霍去病大破匈奴左地，迫使匈奴整体逐步向西北方迁移后，呼伦贝尔地区的匈奴势力也日益退出。此消彼长，嫩江流域的红马山文化得以西进、深入，并立足于这一地区，形成以拉布达林墓葬为代表的拉布达林组遗存，年代大体在两汉之际。匈奴势力的退去，不仅引来了红马山文化，也吸引了外贝加尔地区的布尔霍图伊早期文化。以东来和西北来的这两股新势力为主，在呼伦湖附近结成了以扎赉诺尔圈河墓葬为代表的扎赉诺尔组遗存，其形成年代当在东汉早期，此后长期发展，延续到东汉晚期。
扎赉诺尔组遗存的文化特征比较简单。墓葬形制均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普遍发现木棺葬具，部分无葬具，绝大多数为单人葬，殉葬有牛、马或羊的头、蹄骨。随葬品有陶器、骨器、铜器、铁器、桦皮器、漆木器、玉石器、丝织品等。陶器有罐、壶、钵、杯等，以广口罐、鍑形罐最具文化代表性，其口沿外侧常饰有戳点纹一周；三鹿纹铜饰牌、桦皮器盖等也是代表性器物。
学界普遍认同将扎赉诺尔组遗存界定为拓跋鲜卑遗存。其文化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红马山文化，另一种是布尔霍图伊早期文化。也就是说，拓跋的起源并非单纯由某一种文化发展而来，而是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的融合体。从时代、地域和文化特征的分析来看，来自嫩江中游的红马山文化的主流源自平洋文化，而平洋文化很可能对应鲜卑；布尔霍图伊早期文化既与匈奴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又较大程度上具有自身特色，当是匈奴别部。
拓跋部在扎赉诺尔地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群互不统属的氏族或部落经过较长时间的碰撞、兼并，逐渐实现融合的过程。这正如《魏书·序纪》所记载的情形：“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莫不率服。”在这个所谓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文化共同体中，拓跋部成为最后的胜出者和历史的创造者。
准噶尔地区历史
以岩画形式体现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和民族志研究所
研究员 切列米西内姆·科米萨罗夫
准噶尔汗国是中世纪蒙古民族在中亚创建的最后一个游牧帝国，创建初期对欧亚大陆人民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阿尔泰山脉的岩画记载了准噶尔的历史。
在研究河谷岩画过程中，俄罗斯阿尔泰东南部（阿尔泰共和国的科什阿加赫斯基地区）的查干区显露出原始的图画，岩画用绘画和浅雕技术制成。南楚雅山脉中楚雅河的源头从青铜时代到现在保存了丰富的岩画。这些岩画中常常绘有士兵、武器、战车、动物狩猎、迁徙、牲畜等场景，反映了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情景。不同时代的、千百年来相互融合的历史都留在岩石上。
也许是山区的景观比较特殊的原因，这里到处都绘满了岩画，用图形讲述着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故事。岩画是不能从外地引进的，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某些地域的真实活动。因此，我们对阿尔泰岩画艺术的不同风格进行了深入研究，得知青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岩画数量是最多的，中世纪早期的绘画作品层出不穷。
随着岩画艺术传统的逐渐淡化，近代晚期岩画被探索得很少。然而，查干河谷的岩画却有自己的特点，这些岩画与古老的岩画不同，其颜色不是沙漠棕褐色，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岩石表面形成的暗黑古色。
其标志性岩画是三脚架上的枪支——点火线步枪。在该组画中详细展示了这种枪，相对于箭头来说，尺寸非常大。其他图组也充分展示了各种情景中带有箭头的步枪，例如，用步枪以俯卧的姿势射击，在三脚架上或在膝盖上放置步枪，射手骑马或站立等。岩画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件武器——带有菱形尖端和丛簇的长矛和军刀。
俄罗斯阿尔泰南部查干河的岩石图像是关于区域历史事件的亮点，几千年来岩画艺术的传统并没有被破坏，这些岩画重现了地区的历史细节。
本版文字由阿勒得尔图整理，图片由庞雷、给拉巴干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