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

    鲁迅的稿酬和吴昌硕的润笔

    鲁迅曾有一篇文章谈到吴昌硕的收入，言下之意是以鲁迅这样大文人的稿酬收入，也不及吴昌硕的卖画收入。这说明了当时的实情。

    作为艺术家的吴昌硕，比起作为文人的蔡元培、鲁迅等人来说，收入的确是很高的。因为，像吴昌硕这类职业艺术家，从早上一起来，就得不停地写呀画的，他得靠这个家伙吃饭。而蔡元培和鲁迅这样的，不靠卖字，靠稳定的月薪收入和稿酬即可生活舒适。但，民国时还有另一类人，就是既是文人，又是艺术家，二者兼有，本身他们不是职业的艺术家，但他们在笔墨上的修养极高，甚至高于职业艺术家。这类人的润格，在民国前期的时候，则又是职业艺术家所不及的，在笔墨修养上本身属于一流，他们的作品，虽不能说一字千金，但基本可以达到一幅作品三百到一千银圆（吴昌硕的润格是每幅10块大洋左右）。不过，在民国后期，职业艺术家的价格直线上涨，超过了文人书画家，则又成了另一趋势。

    苏州园林与书法牌匾

    苏州园林中的书法牌匾大概是我目前见过古建筑书法遗迹中最好的，除此便是山西的庙宇古建中的书法了。这倒不是说苏州和山西古建中的书法就是最好，而是目前古建筑中保存最完好的之一。书法与古建的完美搭配，寄寓了古代文人的一种审美理想。苏州园林中，康有为的一件行楷对联，比较罕见的邓完白真书笔法，“远香堂”横额，行楷笔法，古意盎然；文征明的两个行书横额，横空镶嵌在苏州小巧玲珑的园林之中；“得少佳趣”篆书横额，意境出奇，不知作者，但明眼邓篆风神，与荷塘景致相得益彰；“卅六鸳鸯馆”，名字起得好，一派苏州才子气息，然其书法更佳，笔法类颇类郑孝胥；朱彝尊的隶书“兰雪堂”，与他的江南水乡特色的“鸳鸯湖棹歌”真是相得益彰，“棹歌体”实在是要用这样清雅幽淡的隶书字来配的。不论是直书墨迹还是刻匾，不论是横额还是对联，不论是碑书还是帖派，都与原作神似。好的刻匾，可以最大限度地反映原作风神，甚至某种程度上好过原作。这就是一种讲究。苏州古文人的讲究，就是要在本来小巧的地盘中，造出一种胜于真实存在的想象中的风物来，这实在是一种高明。反观现在一些新建仿古园林或庙宇，尤其是北方有些建筑书法，清一色的现代人的粗鄙之气，一眼就能看出是附庸风雅的土豪所为。

    论清人分隶

    有清擅篆分者众，甚而不乏开宗立派者，吴氏让之虽非开宗立派者，然亦篆隶大宗。吴氏绍接完白篆分余绪，以东汉分及《天发神谶》为圭臬。完白而后，包氏、吴氏真得其圭臬也（惜今多不见包氏分书，实包氏于分隶乃完白以后最得力者）。吴氏而外，尚有徐氏三庚、赵氏撝叔、吴氏缶翁接其踵，余皆完白之别子也。何子贞亦步武其后，亦称篆分大家，何氏自诩溯源篆分，尽临汉分百种，然何氏篆以草入，得其灵动而失其庄雅，何氏分隶典雅淳古不胜吴氏。然何氏亦有其擅场，清人擅篆分者，其行草翰札多不可观，几成恶札，唯何氏行草书札体气高妙，堪为士林楷模也！子贞以篆分为基，然其胜场在真、行而不在篆分。故言分隶，我以邓氏完白、伊氏汀州、吴氏让之、何氏子贞、赵氏撝叔、陈氏曼翁、徐氏三庚、吴氏缶翁为其正宗，而以冬心、板桥为其别派也。若以创造性而论，则冬心、汀州、撝叔、缶翁亦自有其擅场。然冬心、板桥若能于分隶中融以庙堂气，则可矫其伧鄙之弊也。

    （作者为《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