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城外
七月二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鲁迅和冯雪峰研究专家陈早春先生在京病逝，我闻讯后马上与他的夫人孙佩华通了电话，表示深切哀悼。夫人说，他生前十分惦记咸宁，对向阳湖文化研究一直热情关注、赞赏有加。我向她介绍，陈先生早在一九九五年便接受过我的采访，后来又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与张惠卿、沈鹏等委员联名提案，呼吁重视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不久，对我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书系》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使《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和《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成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反映干校生活的报告文学集和回忆录。再后来，他还欣然担任了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的顾问。放下电话，二十三年前的那个秋夜采访陈先生的情景，像过电影般又重现在眼前……
年过花甲的陈社长身材颀长，面部清瘦，戴着一副深度宽边眼镜，见面便知是位地道的“书生型”领导干部。他家宽大的客厅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大书柜，默默介绍着主人的身份和学问。他首先介绍，自己是一九六八年八月随干校的先遣部队开往咸宁的。一行人带着干粮，路上吃的面包，风尘仆仆直奔向阳湖，到达目的地时，嘴角都烂了。先是住在农民家里，初期创业的艰辛自不必细说。第二年秋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仅留十三人“看门”，其余近两百名职工全部下放干校，编为十四连。从此，这批文化人的履历，埋没了昔日的辉煌，掀开了沉重的一页。
陈社长回忆道：“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干农活比较多，犁田、放鸭还算轻车熟路。加之家庭出身好，被任命为生产组副组长。在干校两年多时间，最难忘的日子，还是和冯雪峰一起放鸭子……”
荒唐年代见怪不怪。陈早春是“文革”前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在向阳湖却荣任了“鸭司令”，负责放养两百多只母鸭。他办事特别认真，每天早出晚归，栉风沐雨，精心管理鸭群，产蛋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连当地农村的鸭师傅都啧啧称赞，连队的生活也得到明显改善。年轻力壮的陈早春，“知名度”因此大增。一九七○年初秋，军代表和连干部还给他派了一个特殊的助手——年近古稀的冯雪峰。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并担任过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后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更是备受冷落。虽然冯属“黑线人物”，陈属“革命群众”，但彼此间的鸿沟在劳动中渐渐填平。两人互帮互学，后生传授养鸭经，老者畅谈人生观，竟成忘年交——后来在冯雪峰诞辰九十周年之际，陈早春还特地撰写怀念文章，其中有一段当年的对话不失为金玉良言：有一次，冯雪峰问他，为何对养鸭那样全身心投入？他回答：“党把我培养成知识分子，本想干点文化工作，从来也没想到还会返回去当农民，当鸭师傅。我干得再好，对党对己都是个损失。但命运既然作了这样的安排，个人改变不了，怎么办？要么苟且偷安，要么玩世不恭，要么愤世嫉俗。我不愿这样混和闯，只好奴性十足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从干中实现自我价值，寻找人生乐趣……”冯雪峰听了表示首肯，称赞这是一种难得的人生态度：“抱这种人生哲学的知识分子不多。的确，有人认为这样的人是安贫乐道的庸俗之辈，或是不反抗命运的奴才。但什么叫俗人，什么叫奴才，都是那些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志士仁人’诠解的。这些人到底有无才，还是个问题，往往自认才富五车的人，说不定他的才还不够一合一升。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宝刀可以断铁，岂不能断木！铅刀还应一割哩。我曾经说过，人世间有在高堂应对的主人，也有在灶下烧火做饭的奴婢；有日驰千里的车子，必得有铺路的灰砂碎石……”
这一老一少心灵的碰撞和交流，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以为，这就是向阳湖文化人忍辱负重的韧性和脚踏实地的品格。
不仅如此，陈早春在干校还疾恶如仇，敢打抱不平。他心地善良，看不惯连队某些人对冯雪峰、牛汉等“右派”和“胡风分子”安排高强度劳动、长年严加看守，愤愤出面主持公道：“地主对长工也不是这样！”要知道，说这话是需要相当勇气的！他果然挨了批斗，被指责“自来红”的思想没有改造好，而他对自己的言行没有丝毫后悔，反倒增添了几分安慰。
说着说着，时钟已指向十一点整。我赶紧向陈社长介绍了咸宁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计划，如编书、拍电视片、开座谈会、建文化碑林等，他点头表示理解，评述道：“做好这项工作，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文化角度上看，都有意义。下放到向阳湖的文化人经历不尽相同，但谁也忘不了那段岁月。极‘左’路线惩罚知识分子无疑是错误的，而辩证地看，身处逆境，我们也学会了观察生活，承受压力，这对今后的成长不无益处。人的思想素质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个人体会，住到农村才真正谈得上了解农民。知识分子不能老唱高调，身居高楼大厦，不问民间疾苦。目前，我国达到小康之家以上水平的毕竟只是一部分，大多数人生活并不富裕……”
陈社长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因为谈得合拍，我不失时机请他题字，陈社长爽快答应了。趁陈社长进里屋准备的空隙，他的夫人孙佩华和我闲聊起来。孙女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部工作，应我之请，简要谈了一些社里的情况。作为出版古今中外文学书籍的国家出版社，人文社久负盛名，既要忙出书，又要保名牌，还要抓收入，而且社里高级别的干部多（副部级以上的就有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诸老），离退休的人员多，年轻的研究生多，高级职称的专家多（仅中国作协会员就有六十余人），这样，一社之长劳心费神的事自然不少，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我插话道，众多读者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久仰大名，可以说只要是个读书人，大概少有没读过该社出版的名著的。她接着说：“尽管前几年出版市场比较乱，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坚决不出无价值的书。但值得忧虑的是，每出一本好书，外面往往就有几种盗版本，例如最近新出版的《廊桥遗梦》，盗印的达十多种，还有《围城》《白鹿原》……”
题词过不多时，陈社长走了出来，展开两幅题字：一幅“勤为学海舟楫”；另一幅为咸宁准备筹建的碑林而题：“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和友情。”毕竟是“皇家出版社”的总负责，出手不凡。他还送我一本湘版《绠短集》，夫人补充说，他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特别注意自己写的书不在本社出版。我想，这种回避近水楼台的风范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我接过赠书和题字，向他表示谢意。陈社长谦虚地说：“应该感谢你，这么晚了，还在为向阳湖的事奔走！”我一面称自己乐在其中，一面接着聊起有关出版社的话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成立，风风雨雨四十五年，没出大的偏差，主要是由于保持和发扬了老一代的优良传统，同时敢于大胆创新，及时发现新人，推出新作。”说到这里，陈社长话锋一转，尖锐地指出，“现在出版界有几个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没有自己的特色，老是跟着别人走，有的地方出版社大部分是抢别人现成的东西，重复印刷，造成浪费；二是出版质量下降，定价偏高，表面上看很热闹，繁荣的背后却是技术质量不过关；三是广种薄收，如找几个大学生，编丛书、套书之类，‘撒大网’，赚大钱，内容却是你有我有他也有，结果读者嗤之以鼻；四是不讲职业道德，非法出版相当厉害，盗印本成灾，这是出版界突出的腐败现象，有必要加大执法力度予以整治。但总的说来，近些年，许多出版社是想了点子、出了好书的。我们不能以偏概全。”
陈社长谈出版是内行，论学术更是专家。他告诉我，一九七一年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指示重新编注鲁迅著作。陈早春作为业务骨干，第一批从向阳湖调回北京，以后一直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工作。他曾参与一九八一年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是第四卷《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的责任编辑，并负责鲁迅全部书信的定稿。我过去从《鲁迅全集》中受惠良多，便请他顺便谈谈对“鲁研”工作的看法。他驾轻就熟、有的放矢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鲁迅研究是有进展的，近几年之所以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是因为‘左’的思潮影响。有的人完全以西方的观点看待鲁迅、贬损鲁迅，甚至有的言论提出，鲁迅过去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许多偏差，其实他批评的只是某种社会现象，并不一定是针对哪个人。如批评梅兰芳，讽刺的是那时社会捧戏子、捧名角现象……”
这番话使我联想起近些年国内“炒歌星”“炒影星”的时弊，不禁暗自发问：谁能说鲁迅文章已经过时了呢？！
陈社长继续阐述道：“再举例说，在旧中国，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这些人的确是做了错事的。历史事实不能一笔抹杀。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至今仍然耐读。有的学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热衷写翻案文章，唱所谓反调，这可以理解，但终究不能称之为做学问……”
以上高见，我感觉耳目一新。可惜子夜的钟声已经敲响，再坐下去恐有失礼貌，只好主动起身告辞。平易近人的陈社长坚持送我出门，下了七楼，一直把我送上街道才回转。此时，首都芳古园一带万籁俱寂，路灯和月光交相辉映。他渐渐远去的身影，至今萦绕在我的脑海。我时常想，由于“文革”的历史原因，向阳湖才一度沦为“文明的祭园”，呈现出几千文化人云集的罕见人文景观。俱往矣，时代的步伐已迈入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春天日益欣欣向荣。试看今日之京城，许多像陈早春这样昔日干校的“少壮派”，已成为把守文化界重要关口的“各路诸侯”，实可谓湖北幸甚，咸宁幸甚！
更令人欣慰的是，二○一三年五月，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先生的题词也和不少文化名人的墨宝一道，分别镌刻在名人旧居核心区大路旁的石碑上，成为向阳湖永远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