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工

    21世纪，中国开始进入“美术馆时代”，不论是美术馆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时代。比如江苏省美术馆的老馆和新馆两处展馆建筑，新馆具有国际标准和时代特征，在规模和功能上远胜于老馆，但老馆却是近代中国第一座国立美术馆，建于1936年，由建筑师奚福泉设计，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历史，在改造提升后定位为陈列馆。而2005年10月开馆的宁波美术馆，由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设计建造而成，其建筑外观极具当代性，功能也较为完备。

    21世纪的建筑师们在设计美术馆时，更倾向于其形象的独特性，营造奇观，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同时，注重改变建筑内部的空间，从单一、清晰的结构关系中走向一种戏剧性的表达，即在展示与陈列之外，可以容纳各种表演或参与性的活动，毕竟美术馆是一个公共场所，在某种意义上说，空间关系的改变更为重要。

    当然，建筑外观与内涵空间也具有某种必然的一致性，当人们进入某一公共空间、获得某种观看的自由及多样的审美体验时，实际上有一整套管理体制在发挥着作用，维护着公共秩序。在任何一个公共场所，秩序都是第一位的，而维护秩序依靠的就是管理。美术馆的管理是维护并提升美术馆空间质量最重要的环节，也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建设。任职宁波美术馆馆长多年的韩利诚，就用了五年时间撰著《美术馆事业管理的实践》一书，值得一读。

    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过于注重美术馆的硬件设施而忽略了管理层面的问题，注重建筑的文化景观而忽略空间在运营管理过程中各种细节所造成的意义改观。同样一个空间，组织者的管理方式与经营理念直接决定了其性质。我们常说，美术馆是一座城市或区域规划发展的观念载体，这就意味着美术馆并不是空洞的方盒子，而是被人的观念所引导并充实着的思想空间，这也许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与能够感受这座城市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人有关，这些人有着极其活跃的创造性思维，且有前瞻性。建筑师提供的是硬件，管理者提供的是软件，能够活化空间，活化空间中所有的物件，从建筑到展品，再到进入空间的所有人。可以说，美术馆管理者的决策可以影响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的生成是不断累积的，美术馆更像是一个孵化器，即通过各种展览及公共教育活动，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传承历史文化并生产新的知识。当然，如果管理不当，便会有负面的作用。所以，韩利诚的写作让我们看到管理者以及管理方式存在的意义。

    韩利诚是美术馆管理的实践者，也是美术馆管理工作的研究者。这本书不但有他切身的管理经验，更让我惊奇的是他的学术敏感，即能够从宁波美术馆的建筑中捕捉与当代艺术有关的许多信息，从而将美术馆的馆藏工作与展览及公共教育活动都集中在当代问题上，集中到空间问题上，有了文化的聚焦点。最有意思的是关于当代与本土的文化问题，如宁波美术馆举办的“宁波当代艺术三十年回顾展”，韩利诚提出了四个问题，问题的中心就是中国与世界、当代与本土的文化关系，并试图通过这一展览梳理当地的艺术事件与人物，从而给三十年的艺术探索提供详实的案例。当代美术馆的展览绝不仅仅是“陈列”这一初级的概念，也不停留在向过去回望的经典性“收藏”的概念，而是强调其公共性，突出公众的“在场”及“参与”意识。

    策展人的问题意识，以及管理者对美术馆经营的文化理念，包括他的文化定位，对美术馆的学术形象及其发展方向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王澍在视觉上给宁波美术馆构筑了一个当代形象，那么，韩利诚则在大众心理上建构美术馆的当代意识空间。本书的写作也是如此，从本土出发，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美术馆管理方法，并建立一套基本的理论框架，是他的目标。由此，韩利诚的学术视野更为宽阔，关注国际范围内各美术馆的有益经验，旁征博引又不夸夸其谈，深入调查，收集相关数据，体现出一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如书中谈及的美术馆志愿者工作，就是在调查了24家国内美术馆的基础上，分析这一社会群体的知识背景与构成情况，得出了相关的比例数据，同时也关注到这一群体的不稳定性，继而统计了其流失率。这些数据所体现出的问题不是美术馆展览活动的一项补充性内容，而是与中国社会的整体经济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关系，值得深思。

    21世纪的美术馆事业方兴未艾，美术馆的管理尚在具体的实践阶段，理论性总结较为缺乏，更谈不上系统的建构。所谓的系统性，即从美术馆的经营理念、管理规范、人力资源、制度建设，以及社会功用等方面进行论述，探讨如何通过美术馆的各项活动直接介入当代美术批评，提高公众的认知度，进而完善评价机制。总之，美术馆管理的实践性很强，必须要有一套理论为依据。韩利诚的这本书，探讨了美术馆的营运与管理模式，有一定的系统性，更具有规范性，便于操作，可谓开卷有益，对于目前美术馆的管理工作人员，应该有所启发，且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