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安
天门熊氏文书记载家族经济生活
每一次史料的大规模发现和整理，都会带来一次历史学的巨大进步。自晚清以来，非常态文献（地下发掘和民间发现之文献）时有惊人的发现，光绪二十五年（1899）安阳殷墟甲骨文被王懿荣等发现，1900年敦煌文书被王圆箓等发现，分别形成了影响世界的甲骨学和敦煌学。20世纪后半期，简帛文献不断问世，特别是楚地简策，呈现出成批发掘和发现的奇观，引起海内外考古学界和汉学界的重视，形成世界性的热门显学。20世纪50年代，徽州文书在屯溪被发现，约20万件从宋代到民国的契约、账册、信札等文献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极大重视。而在这些为世所知的文献之外，还有一宗关涉湖北的非常态文献值得重视，那就是湖北天门岳口上堤的熊氏契约文书。这宗持续时间长（从清康熙初迄于民国）、内容丰富且出自同一个家庭的契约文书，为他处罕见，构成了该文书的最大特点，从而具有独特而突出的价值。它的整理与出版必将带来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史和清史、民国史等研究的充实和发展。
经过主编张建民、副主编唐刚卯等专家的努力，这宗家族原始文书和文献已被整理成《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一书，上下两巨册，120余万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该书收录了清代天门县岳口镇的熊维贤直系后代的各种经济生活文书。据三楚堂《熊氏宗谱》记载，天门岳口上堤熊氏原籍江西临江府新淦县，明永乐年间有熊子清、子洪兄弟迁居湖广襄阳府光化县双沟镇，正统初年再迁景陵县小堤市，后分居横林（虎岭）等地，约在清初，有（子）洪系四房瑞公之后熊维贤一支迁居岳口镇，定居上堤街一带，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保存下大量的土地和房屋基地买卖、土地租佃和典当、金钱借贷和商贸经营等诸多方面的文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长江中游的主要地貌是江汉平原，由于河湖纵横，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堤垸农业生产面貌，对此，《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收录的岳口熊氏契约文书中，尤其田地买卖、田地租佃契约中，有充分体现。无论水田还是白田，亦无论田地买卖还是租佃，所见契约大部分都言明田地坐落的垸名，田地租佃契约大多还要强调每年堤垸岁修，佃户应该帮出堤夫的问题。在契约中出现较多的垸名如虎獐垸、高作垸等。据张建民在该书前言中所称：“契约文书中出现的不少堤垸名称，为方志等地方文献所未载，其间不无大小堤垸的分合，堤垸数量的消长，堤垸与河湖相对位置的变化，水田白田的转换，诸多信息无不有助于堤垸农业史、水利史、环境史研究的深化。”
该书收录的不少契约，还同时指明了田地所属的方位和地名，透露出当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结构。如陶林垸南三狮团等，这里的“团”就是天门县基层乡里组织“里”下面一级的名称，“里”之下分设“团”，堪称天门县的地域特色。据乾隆《天门县志》记载，县境所辖除了城内外坊厢外，还有6村25里，其下统团360个。《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中这些颇具地方特色的文书和信息，是其他史籍所罕见的，具有难以取代的史料价值。
实现史学转型的绝佳资源
中国传统史学不乏上层社会的政治史，但缺乏关注下层民众的社会史。也正因如此，清末民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大旗。其新史学的主张，一是强调用进化的方法研究历史，二是倡导用社会学（群学）的方法书写历史，从而开启了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中国史学若要实现转型，就要增加社会史的分量与内容，而这就仰仗相应的社会史史料的支撑。当今的档案管理已步入正轨，未来书写社会史和微观史，不乏史料，但怎样在古代史如清史领域实现社会史的书写，就必须拓展史料的来源，挖掘民间的非常态文献。而《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正好可以支撑下层社会史的撰写，成为实现中国古代史领域史学转型的绝佳资源。
历史学的转型、深化和发展，有赖于深入而细密的微观研究，特别是微观社会史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向来被视为畏途，主要障碍皆因缺乏具体而丰富的史料。无论是国史还是方志，甚至在较大篇幅记录社会经济的典章制度史，都因事涉宽泛而难以“具体而微”，不易聚焦于某一微观事物和现象；家谱虽有补充国史和方志阔略的功能，有助于对某一家族进行系统而微观的研究，但家谱中的夸饰、攀附和侧重谱系的偏颇，令其史料价值大打折扣。集中而成系统的家族文书档案，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长期以来，极少在一个家族内发现大量保存完好的原始文书。众里寻它千百度，《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的出版，终于在清史和社会经济史领域增加了一个能够承担微观史学探索任务的史料支持。
《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所录民间文献，出自湖北天门县岳口镇一个熊氏家庭。一个家庭存留下来归户明确、持续时间长达270年——自康熙十年（1671）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的契约文书，而且内容丰富，涉及土地买卖、房产基地买卖、土地租佃、土地典当、商贸经营、借贷诸多方面，总数多达1835件左右，可望从某一侧面复原天门熊氏经济交易活动的大体面貌，弥补中国古代微观社会史史料稀缺的遗憾。利用天门熊氏文书，不仅可对湖北天门熊氏家庭进行个案研究，还可借此透析清代、民国湖北地方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基层社会的特点。因此，该书对于细化历史和深化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史料价值、编纂特色兼具
摆在我们面前的《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整齐、美观和适用，但它却是整理者经过艰难的努力和勤勉的工作，才形成这种面貌的。民间文书向来都十分散乱，乃至有破损现象，要进行整理，需要黏合其破碎，确定其年代，划分其类别，尤其更要归户。此前这宗文书被视作“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经过张建民的整理鉴别，就发现其中夹藏有部分非天门岳口熊氏的契约文书，如书后《附录·天门黄氏契约文书》等，沿革明确的归户无疑将提升契约文书微观社会史研究的独特价值。
通过对文书的梳理，并与《熊氏宗谱》等文献相印证，张建民确定了与这宗契约文书直接相关的熊氏的基本世系。这就使得契约文书有了时代划分上的可靠依据。
该书在编纂上，灌注了编纂者的良苦用心，形成了许多重要特点。
首先，是为每一件契约文书取个名字，方便建立目录，主要内容包括立契时间、事主、事由、契约的性质、标的物以及文书种类等基本要素，以简体汉字表示。
其次，将所有的文书分类后编号。这样一来，时代清楚，条理分明，极便于使用。
其三，在收录文书时，既将文书打印成铅字，使其简明易晓，同时又保留文书固有的形貌特点，以求忠实反映文书的原始面貌和信息。因此，编者基本上遵照文书原有的形貌特征。
综上所述，《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拥有史料价值和编纂特色等多种学术意义。无论是对清史和民国史研究，还是对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史研究，其史料价值都无可取代；无论是促进中国史学由上层政治史向下层社会史的转型上，还是适应史学研究的微观化和细密化趋势上，其学术价值亦罕有其匹。
（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明清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