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

    地理有时候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重要，读古希腊史，就知道地中海的地理结构对希腊文明的诞生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地球村全球化的发展，地缘优势更加凸显。

    珠三角是我国最具地缘优势的区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数十年发展后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基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更是基于中国城市乃至城市带的快速发展。为什么此前没有提出大湾区的概念？因为此前珠三角的城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还相对滞后。

    以文学为例，很多年前内地占主流的文学模式是乡土文学，乡土文学跟港澳文学之间的交流是隔膜的。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港澳文学以及流行文化成为珠三角乃至全国的引领者，这个过程也促进了我国当代城市意识的朦胧觉醒。以广州、深圳为主体的珠三角密集的城市带，因为地缘相近、语言文化相似，更得益于此。由此可以看出珠三角跟港澳之间的深层相似性，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基础之上，这种相似性，有地域文化的因素而又超越了地域文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湾区的文化和文学才有了彼此更进一步理解的可能性。谈到广东的作家，大家耳熟能详的是欧阳山、秦牧、陈残云等等。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是红色文学的经典作品，作品展现了革命的必然性与革命历程，而且对于广州市民文化的呈现极为生动，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欧阳山并不是广东本地人，他是湖北人，但他早在1926年就组织了广州文学会，并主编《广州文学》周刊。1949年以后，他更是长期生活在广州，因而广州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阵地和源泉。秦牧是广东潮汕人，生于香港。陈残云生于广州，是新加坡归国华侨的后代，他曾于19世纪40年代在香港创作电影剧本。这几位作家复杂的创作背景，反映出了文化地理上的关联性与复杂性。

    在这批老作家之后，有很长一个时期，广东作家在全国的文学圈里是边缘化的、没有太多声音的。不能说其中没有优秀之作，但影响力和认可度都有所欠缺。倒是流行文化，比如影视和音乐在全国取得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广东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它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方，但其他很多地方的庞大人群依然处于农业文明而对其缺乏共鸣。这点对照陕西文学就有着鲜明的感受。陕西作家对于近几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涌现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他们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很显然跟陕西那块土地所蕴含的黄土文明有关。陕西是黄土文明或者说传统农业文明积淀最厚的地方，中国传统文明最辉煌的时代秦、汉、唐都在那块土地上，它的变迁能够最大程度地唤起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情感。

    在我们提出大湾区的今天，文学的改变已经发生。作为祖籍陕西的我，对陕西文学的未来不免有些忧虑，它面临后继乏人的现象，这个现象有人说是“大树底下不长草”，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跟我国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我国经历这么多年的城市化进程后，能够唤起那种普遍性体验的文化不再是乡土文化，而是城市文化了。中国已经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乡土文化开始解体，它已经汇入到城市化发展的总体进程当中。原有的乡土经验已经不足以支撑这种新的生活经验，某种断裂感造就了新的审美范式。

    而大湾区城市带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经验最丰富的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港澳之间交通越来越便利，界限的阻碍越来越小。如果用年龄划分的方式，“80后”作家，包括“90后”作家，在活跃度和数量上广东都是首屈一指的。很显然这与广东的城市化成熟程度密切相关。这种极为成熟的城市文明，激发了文学的现代性审美。新一代作家既有本土出生的，也有移民的，有在本地接受教育的，也有在国外接受教育后又回归的，因而在创作背景的复杂性上接续了欧阳山那一代作家。

    所以，我们得以在一个更广泛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我们自己。我曾写过一个小说叫《绊脚石》，就写到19世纪70年代末，当时广东经济发展滞后，很多人选择了逃港逃澳。深圳作家陈秉安的纪实文学《大逃港》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读完之后令人深感震撼。当年的夜晚，香港和澳门灯火辉煌，而大陆这边黑漆漆一片，黑暗中的灯火具备极大的诱惑力，有些人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跑向那片灯火。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一个人为了某种想象中的追求，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那片灯火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在香港、澳门之间来回游走，是如此自由。我们越过观念纠葛的藩篱，越过历史的阴霾，重新再来思考的时候，应该更加聚焦于人的内心。在辉煌灯光的照耀下，人们心中的那种向往和欲望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开启太多太多有价值的思考。所以，大湾区的文学写作是特别意味深长的，它不仅仅局限在地域性的层面，而是包含了全球化视野下的一种历史与人性的复杂震荡，它的意义无比深远，这也是我置身其中深有感触的原因。

    （作者系小说家、批评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