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浙
什么样的书法才算是好的呢？我认为就是一个“和”字。一件作品要达到“和”的最佳境界，是一个什么状态呢？线条的长短粗细、用墨的浓淡枯润、点画间的隔格距离、字与字之间的大小参差，等等，都能做到既没有过，也没有不到位，恰到好处的“中庸”状态，这样的书法才是好作品。
那么，怎样才能甄别出一件作品的优劣，如何才能写出一件好作品？我认为，应从用笔、结构、章法这三个方面来着手。
讲到用笔，自然要说立体感。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书法家，写字都喜欢中锋用笔。因为中锋用笔写出来的字，就具有立体感。中锋行笔的特点是笔画比较饱满、浑厚、圆润，有句话叫“存筋藏锋，灭迹隐端”“藏头护尾”，这是对中锋行笔的形象描述。然而侧锋行笔截然不同，就是笔尖侧着锋，从左下开始入笔写出去，锋芒毕露，比较张扬。生活当中有一种人的性格也是这样的，对应于笔法上，就是侧锋取法。大家看唐代冯承素《兰亭序》摹本，虽然没见到过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但是可以据此摹本推测，《兰亭序》的真迹大概也是中锋用笔来书写的。比如明代张瑞图的作品里字字可见典型的侧锋用笔，造就了他张扬不羁的书风。大家将这两幅作品相互对比，就能看出区别。虽然历史上一般的书法家都喜欢并且惯于中锋用笔，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中锋用笔就是好，侧锋用笔就是不好。这就像是低调、内敛的人就是好，张扬、外露的人就不好一样。待人接物，有时候需要低调内敛，有时候也需要放开一下，适当张扬一下。人就是这么一种复合性的性格，那么在一件作品当中，有时候用中锋，有时候用侧锋，也是一个道理。比如这件王珣的《伯远帖》，是如今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件魏晋书法真迹，应该是体现了魏晋书法作品的最高境界，每个字无时无刻不是处在随机的变动当中，完全是根据书写者当时的心情而来，一会儿是中锋，一会儿根据需要也可以用侧锋，而绝对不是事先谋划好、固定好的，否则那就无法称之为艺术。讲到《伯远帖》，还有两件作品也必须要提到，一件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一件是王献之的《中秋帖》，它们被清代的乾隆皇帝视为一生当中最稀有的三件宝贝，他的书斋号“三希堂”就是因此而来。这两件作品没有真迹传世，都是唐代人的摹本，《快雪时晴帖》今天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秋帖》跟《伯远帖》则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用笔除了要有立体感之外，还要讲究变化感。这个变化是指用墨的浓淡枯润的变化，变化越丰富，作品显得越有味道。除此之外，还有线条的长短变化，变化的节奏感。节奏感常常用于音乐，而书法也有节奏感。如果下笔重一点，用墨浓一点，线条粗一点，就好像一首乐曲节奏中的重拍音符；如果下笔轻一点，用墨淡一点，线条细一点，就好像一首乐曲的弱拍音符；如果线条长一点，就好像乐曲当中的延长音；如果笔画似断非断，就好像乐曲当中的休止符。由此可见，艺术之间虽然门类有所分别，然而内在的实质基本是相通的。还有力量感，就是一个字当中，肯定有一个“眼”在那里，写任何字，如果抓不到或是写不出这个“眼”，那这个字是没有味道的，也是没有神采的。有了这个“眼”，这个字突然之间就活了起来，灵动了起来。
在结构方面，怎么样把一个字写得漂亮，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整齐平正，长短合度，疏密均衡”。这样的字写出来才会四平八稳，稳如泰山，同时也符合了“中庸”的美感。此外，如果能“在平正中见出险绝，险绝中求得趣味”，那这个字就更加神采奕奕了。但是不管怎么变，整个字在你的手下，一定要有个原则，就是不改变点画在字形中的排列次序，从改变点画的粗细、点画之间的距离、角度或增减点画等产生的结构变化。总而言之要以“和”为最高的原则。线条太粗、太细、太长、太短都不好看，要恰到好处。
写字还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相对楷书而言，行书、草书受情感波动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在书写过程中，随时都处在“变易”当中。而“变易”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要把“变易”落实到位，是不容易的。在写字上，写到最高境界就是该收的要收，该放的要放。懂得了该与不该，也就懂得了中国文化。
在章法上，能把每个字写好并不难，但是若能把很多字串在一起，每一处的关系也都能处理得很到位，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大概就叫章法。它包括正文、题款、印章，可以呈现为条幅、横幅、斗方、扇面等很多样式。正文可以是抄写古人的诗词文章、警句格言，也可以是自己撰写的文字。落款的字一定要比正文小一点，盖的印章一定要比落款小一点，这样才会好看。总之正文要大，落款要小，印章更要小，印章永远只是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美的状态。大概在元初的时候，书画家们才有意识地在作品上盖印章，盖印章的目的通常是为了点缀，或是起到证物的作用。
说到章法，这里就来谈一谈苏东坡的《北游帖》。苏东坡曾在杭州当官，后来被朝廷派去密州、徐州一带任职。那段时间，他非常怀念在杭州生活的日子。有一天，他接到杭州一位方外故友可久的一封信，更加勾起了他对杭州的思念。《北游帖》就是苏东坡对可久的一封复信，信中所谓“北游五年，尘垢所蒙，已化为俗吏矣。不知林下高人犹复不忘耶”，流露出自己对杭州生活的怀念。一件书法作品的极致状态，其实就是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关系”。一个人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他也绝对可以在两个极端之间自由游走。在苏东坡的这幅作品中，他将“蒙”写得很大，而随后又把“已”字写得很小，如此放手自由创作而不显突兀与失误，是在于他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当中的密码。所以，我们研读古代的法帖，其实也是在与古人对话。
（作者系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