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
“天下有只许赏玩不许学者”
梁任公有一段关于《石门铭》的题跋，文辞极为精妙，其中尤有两句：“天下有只许赏玩不许学者，太白之诗与此碑皆其类也。”后来又有学者在任公这则短跋后再题跋反驳说：“也未必不可学，关键在于如何学。”这话一看味道就全变了。好比我们习惯说吃饭，你非要纠正说：不对，不只是吃饭，还包括吃菜。任公所说，乃是一种美学与哲学判断，不在其境，不能解其深意。任公所说，也是一种文学描述，若非要用数学思维去判断，那就是南辕北辙。
古人题跋，最讲究语出精妙，还要讲究语词简白。无需长篇大论，也无需咬文嚼字、生造古文，三五句即可，但一定要出奇。今人题跋，好比写个人简介，少则三五百字，多则一两千字，从出生到死亡，职务官位，获奖经历，恨不得全写完，这不叫题跋。任公评介《石门颂》与《石门铭》“彼以草作隶，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短短十余字即把两个碑的美学特征精准描画。而我们题跋则往往会从头到尾介绍，但却不着要点，无一出奇之语。
天底下有许多东西确是只可赏玩不可学者，屈原之《楚辞》，渊明、太白之诗，东坡之字，鲁迅之文，宾翁、白石之画，皆其类也。赏玩则生，苦学则死。盖其出于天才之作也。故此任公说，苏轼、赵孟頫、董其昌等人字不可学，不是不好，而是他们的用笔方式很特殊，不可轻易学，一学就俗。赵、董固然风流，但字缺乏丈夫气，易流于妍媚。这话是很在理的。
草根齐白石何以为民国政坛要人治印
齐白石是如何给梁启超、林长民这样的政坛要人治印的？
清华大学教授杜鹏飞曾发我一个齐白石为民国名流刻印的表格，出自于《齐白石辞典》编撰委员会编撰的2004年出版的《齐白石辞典》。这个表中，有齐白石为梁启超、林长民、林纾等名流所刻印。于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齐白石与梁启超、林长民等有过交往吗？我的回答是，没有。我问杜鹏飞兄，他说目前也未见史料。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原因是，民国初年，齐白石进京时，曾受到陈师曾、姚茫父等人大力提携，而且他们搞雅集时，偶有拉着齐白石参加，而陈师曾、姚茫父、余绍宋等人，又与梁启超是知交好友，且时常雅集，那么很自然就牵出一个齐白石与梁启超、林长民这样名流是否有交往的问题。
为什么说齐白石与梁启超没有交往？原因是，齐白石当时根本尚未进入到梁启超的视野。梁启超交往的艺术家，都不是纯粹的职业艺术家，而是兼有政治家或学者身份的名流，比如陈师曾、姚茫父、余绍宋、金城、周肇祥、王梦白、陈汉第、罗瘿公、张伯英等，既是政治人物，同时又是文人学者、诗人和画家，职业艺术家是进入不了梁启超的视野的。那么，齐白石为梁启超、林长民等政坛要人治印又是通过谁之手？有两个人物：一是陈师曾姚茫父，二是杨度。姚、陈是大力提携齐白石的人物，而且出手极为豪阔，乐于助人，但是，姚、陈直接将齐白石引荐给梁启超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齐白石当时身份卑微，他们说话分量还不够，而很有可能是通过与梁启超交厚的罗瘿公。罗瘿公也曾大力提携过程砚秋、梅兰芳和齐白石等戏曲、绘画人物，而且罗瘿公在梁启超面前说话有分量，资格比陈师曾老，是和梁启超平辈的人物。此外，梅兰芳向齐白石拜师学画，也是罗瘿公的推荐。另一个人物是杨度。杨度是当时北京政坛一个纵横捭阖的人物，且与齐白石同乡，湖南人比较认湖南人，而且杨度在北京大力提携过齐白石，杨度串联让齐白石给北京的政坛要人治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过，1917年之后，杨度已然落幕，且与梁启超形同陌路，引荐的可能性不大。
今天的你，能像梁启超那样抄写宋词吗
若论书法章法的创新，今人恐怕未必有梁启超超前。
梁启超有一组纯为抄写宋词的小品，颇可玩味，盖因其章法上的匠心独具。这组小品，是按照词的断句来分行的，再加上题首和落款，形成了参差错落的章法布局。章法就是作品的韵律节奏。而且，整幅作品基本都是尺幅小品，没有今人突兀的巨幅作品，与宋词的清丽婉约宛然一脉。
古人写作品，除了信札有参差错落的分行之外，一般很少有这种按句分行的章法。但梁启超抄写词，却开启了按行断句的章法，所以具有可阅读性。既合于视觉的观赏性，又合于文学的阅读性，真正实现了书法与文学的交融。宋词这种玩意儿，本是精英文人的市井化、世俗化呈现，故一般只适于文人小品。若用大字狂草巨幛之作来呈现，则境界与味道全然变了。这组宋词小品，纯为任公的游戏之作，就好比他的几百副集宋词联一样，被他称为是“痛苦中的小玩意儿”。但就是这种小玩意儿，也要玩得有意思。
今天很多人所谓的章法创新，其实是没有来由的胡乱创新，就是想在哪里变一下就变一下，想在行距上扭一下就扭一下，至于是向左扭还是向右扭，那就比较任性了。而且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在表现自我性情，其实自我性情的表现是看内涵而不是看外在形式。而梁启超的章法创新，既不同于前人，又合于法度；既是有意为之，又出于天然。
弱弱地问一句，今天的你，可有这样抄写宋词？
（作者系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
